作者：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

某日一早，看了交大130周年校庆庆典的视频后，去公园散步。一个曾经产生但被“压制”的想法——写写我和交大的缘分以及我所知道的交大，再度强烈地冒了出来。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一

先交代一下我的“交二代”身份。家父陈浩在交大西迁、筹建上海造船学院时，从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上海机械专科学校调入上海造船学院，负责团委工作。1959年，国务院决定分设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即为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部分。据交大校史记载，他于1960年12月—1965年1月，任船舶制造系（一系）党总支书记。后调到基础部（分部）任党总支书记。1977年10月，他调往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工作。在那段时间，交大多位干部被派到上海多所高校任主要领导。

随着家父工作的变动，我们家搬到了位于虹桥路徐虹路的交大新邨。按照彼时的体制安排，“单位办社会”，尤其大单位是如此，交大幼儿园、子弟小学都和新邨在一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那个“大院”度过的。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说我是“交二代”，只能算是交大子弟。2007年10月，承蒙上海交大和安泰经管学院信任，我回到了儿时玩耍的校园任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同事们一起，为交大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就此，做实了我是“交二代”，和父亲一起成为交大的“父子兵”。

二

交通大学是一座对共和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大学。20世纪五十年代交大西迁，一所交通大学分设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祖国的大西北新增了一所现代化大学，书写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一个传奇。这一传奇，在近期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制作的西安交大对大西北建设和发展所作贡献的专题片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创造知识、培养人才、转化成果和服务社会的大学，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出来。正如总书记在给四所交大全体师生的回信中所要求的，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四所交大对所在区域和城市，乃至国家和世界都将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我个人经历中也有两个小故事，说明交大是怎样不断地为地方教育和经济发展作贡献的。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我在南昌铁路局公安处下属的南昌车站货场派出所工作，曾是南昌北站的驻站民警。就在那个时候，国家决定将交大机车车辆系（九系）和同济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入上海铁道学院，更名为华东交通大学，迁往江西，校址就在南昌北站对面。我目睹了华东交大初期的校园建设。我在上海大学工作时了解到，1960年，上海新建为地方工业和教育发展服务的上海工学院（后为上海工业大学，现为上海大学），交大贡献了原来的基础部和附中校园，并支持了师资力量。

在人们的印象中，交大一直在“输出”。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不断奉献的同时，交大越来越强了。

三

现在有一个热词“投资于人”。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关于投资于人的理论。人力资本通过多个途径形成，其中，教育和培训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两个重要途径。大学医学院，则是通过对健康投资，生成另一个形成人力资本的途径。所以，大学是投资于人的重要场所。不断改善大学的师资、硬件和各种配套条件，是最重要、最优质的投资于人。因为是投资，就有回报。而且，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于物质资本投资，其回报有着显著的溢出特征。

经济学所指的溢出，是经济主体（企业、个人、政府）的活动，产生了超出自身成本收益核算、未通过市场价格交易的外部收益或成本。溢出效应是溢出的结果与表现：一个经济行为或政策，对第三方、其他领域和其他区域或国家产生的间接、连锁和非预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正溢出效应，对全社会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上海交大在130周年校庆期间获得30亿元捐赠，是特殊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也是要加引号的“溢出”。这是因为，溢出是给第三方带来的收益或成本，校友的捐赠给到了第二方即母校，母校获得了收益。但捐赠具有不可预期和连锁反应的特征，我将其视为非常规的溢出。更重要的是，大学产生的“溢出”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大学的“投资于人”，内在文化延续，更是精神传承。隆重且简朴的交大130周年校庆，是弘扬交大文化、交大精神的盛举。

四

21世纪上海交通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型——从工科大学到综合性大学。实现这一转型，才有了今天具有荣耀地位的上海交通大学。这个转型包括多方面的变化和提升。在此期间，交大有了一流的医学院；理科得到全面加强，奠定了学科建设的雄厚基础；工科越来越强，在硬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果；大文科应运而生，迈出了坚实的发展步伐。

要在较短时间发展大文科，上海交大的战略选择是先发展应用文科，即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在交大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浓重的经济学印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严复先生翻译的《国富论》中文版《原富》，是在南洋公学“五院”之一的译书院（出版社）问世的。在南洋公学早期，由蔡元培先生亲任班主任的特班，就开设了理财学（经济学）、政治学课程。在以后较长时期以工科见长的发展过程中，交大有管理相关学科，如系统工程，但经济学科几无发展。

2003年，从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任上调入上海交大任党委书记的马德秀女士，对上海交大应用文科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马德秀女士的力推下，交大于2006年3月，在安泰管理学院内设了经济学院，安泰管理学院就此更名为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存续不到十年，但对交大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时任安泰经管学院院长王方华先生提出的“管理（学科）培育经济（学科），经济支撑管理”的指导思想，对这两个学科门类的协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经济学院存续期间，只有一任院长——周林先生，他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以后又担任安泰经管学院院长，他为交大经济学科发展起到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现任安泰经管学院院长陈方若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管理学家，曾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深谙管理学与经济学互动发展的学科机理，他在倡导行业研究的过程中，推动这两个学科门类相得益彰，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