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清华教授牵头的“华村一家”团队是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团队，团队研究成果因视角，因主体，常常引起域外相关机构的关注。当然，这也与他在培养国际化学生时贯输的中国学术研究理念有关。他和其学生高晶晶博士在2019年《管理世界》上发表的一篇有关中国农户化肥施用问题的研究日前就被译为日文（“中国農家における化学肥料の過度の使用と その原因”）在日本《のびゆく農業》（增长的农业）2021年第1052号上发表。

译者为我院2010年毕业的留学生山田智子女士。山田女士师从史清华教授，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学业，对导师团队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非常重视，也热衷于将中国的“三农”研究成果向日本学界推介。曾在2011年时就将其导师史清华教授等的作品“民生化时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险参与意愿与行为变化分析”（《学习与实践》，2009）和其师兄张跃华的作品“1935年以来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农业经济问题》，2006；《新华文摘》2006年第18期全文转载）以“中国における農業・農村保険制度の動向——農業保険制度の模索と農村保険への農家の参加行動”为题在《のびゆく農業》以第990号、991号合刊方式推向日本学界。时隔10年，尽管她已升为日本国农林水产省的一位中层官员，平日非常忙，但还是在忙里偷闲中努力做了同一推介工作，足见其对中国农家行为研究的重视。

在推介前，山田智子曾做了一个很透彻的“解题”。

首先介绍了一下中国的背景及效果：

在中国农业领域，基于农业部（现为农业农村部）开展的“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使用量零增长运动”），于2015年至2020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2021年1月17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了这一时期的工作总结，题为《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目标顺利实现――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双双达40%以上》。

根据这一总结，使用量零增长运动有以下五个主要成就。

一是，改善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及其施用结构。

二是，改进和推广施肥技术。

三是，促进肥料的联合分配和使用，建立专门的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

四是，通过在示范区开展的示范作物上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的示范项目，创造减少水、化肥和农药施用的举措范例。

五是，由专家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地区和作物的化肥和农药减量技术方案。

其次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了评价：

文章认为，中国化肥施用量超过国际标准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刚开始使用化肥时政府根据当时土壤条件情况制定的使用标准，以今天的国际标准来看，本身是超标的，而这一标准作为中国农户的化肥施用习惯留存下来。根据其结论，论文建议中国政府针对不同作物制定化肥施用的新标准，并推广化肥施用的技术。参考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总结，可以说，在使用量零增长运动中，针对上述（一）（二）（五）项，在改变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标准和方法上面已经做出相关举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最后给出推介的理由：

之所以要把这篇论文介绍给日本，不仅是因为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详细总结了作为零增长运动出发点的化肥施用量，而且还因为以下三点。

一是，中国的农产品已经成为我们日本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介绍围绕中国农产品的种植状况，我用日语提供了我国国民也能阅读的、又是客观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资料。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是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研究领域，而且基于数据概括性介绍中国整体状况的日文资料也不多。我认为，应更多地提供在日本容易获取的关于中国农业生产概况的材料，而不是偶经媒体剪切选取的描述。

二是，我想介绍一下中国农业研究的现状以及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译者有机会在2008年至2010年的两年间和2019年的两个月里在论文作者史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介绍的是在过去十年里，地处上海这座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城市，同时作为中国排名前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课程对中国农业的研究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认为，简而言之，这种变化存在于对中国特有土地制度的研究态势和对中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提议的态势之中。十年前，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中国农业发展和中国农民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制约因素，在此前提下，人们有一种提倡理想土地制度的精神。 然而在2019年，土地制度不是研究的主题，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成为了研究的对象。过去说向日本学习最重要的是农民的互助组织和农业合作制度，而现在“第六次工业化"已成为一个技术名词在中国农业研究中被使用，并作为一个概念纳入到讲座之中。这些对于身处中国农业研究领域外的我来说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与此同时，我的印象是，曾经倾向于为中国政府提供正论和应然论的各种学术研究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向中国政府提供可以被采纳的建议。

译者认为这种变化不是一种负面形象，好像是研究人员在试图揣测政府，而是作为研究机构的大学在同中央政府分享其对中国农业现状和环境的看法的基础上对政策提出积极的建议以改善目前的情况。本文亦是基于对中国化肥施用现状的总结，一方面暗示着政府制定某种标准造成的社会影响，一方面是对恰逢成文之际中央政府尝试推动改进农药和化肥使用标准相关政策的敦促。

三是，我们想表明，中国消费者也关注中国农业的现状，就本文而言在对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关注方面，中国消费者与我们日本消费者没有什么不同。 2019年，我曾有机会与中国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中国农业问题交换意见，他说道，“中国农业政策的挑战是获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在获得本国人民的信任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农业和农作物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认为，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农业政策的立场。 中国的消费者，尤其是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消费者，对中国农业的严格要求甚至超过了日本同行，他们愿意为安全的农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中提及的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我们这样的中国农产品进口国不无关系。在厚生劳动省根据《食品卫生法》对进口食品进行的食品卫生监测和指导中，2019年发现的违反有关农药残留标准的案件中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案件数最多，为25例（占总数的19.2%）（《2019年度基于进口食品监测和指导计划进行监测和指导的结果》 (2020年8月厚生劳动省医药与生活卫生局)）。同2009年度的58例（18.8%），2013年度的48例（34.3%），2016年度的26例（21.3%）相比，这一数字呈现出下降趋势。过去经常看到的关于从中国进口食品的报道近年来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这可能与中国社会及其消费者的成熟不无关系。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之所以占到最大的违规比例，是因为有大量的食品进口来自中国，如果按国家比较，中国的违规比例并不是最大的。)

最后，我想提一下选择这篇文章时想起的一个难忘的亲身经历。

十年前，即2010年，我参观了山东省的一个农田，那里的卷心菜是以有机方式种植的。 负责人解释说他几乎不使用任何农药，由于面前的卷心菜茂盛而整齐，它们的叶子竟然展开，几乎没有虫害的迹象，当问及是否真的不使用农药时，听到如下的回答。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严格选择我们的用地。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依据是，这里的水可以安全饮用，全年有适度的微风，可以防止病虫害，而且我们周围的农民对管理他们的农作物有高度的认识。

其次，要进行适当的管理。 在这里工作的农民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当你指导他们时，他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肥料和水的用量由专业技术人员调整，农民要做的是完全按照要求处理，清除杂草和虫。由于总是有人在田间工作，所以很容易注意到如病虫害这类的问题。 由于尽力保持着农田的整洁状态，所以很容易看到他们是否偷工减料。可以认为没有农民会在这种情况下偷工减料。

当我们对所涉及的时间和精力感到惊讶时，负责人补充说：“这不是应该的吗？ 农业要尽可能少地使用农药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我仍然记得当时不知如何应答的窘况。我暗暗觉得，当时中国生产者直截了当的态度和当今中国农产品安全性的提高不无联系。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让读者对中国农业研究人员的研究姿态有所了解。

附：我们研究成果摘要

高晶晶、彭超、史清华*，2019，《中国化肥高用量与小农户的施肥行为研究——基于1995～201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发现》，《管理世界》 2019,35(10)：120-132。

摘要：当前中国存在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化肥施用量,充分认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对于更好地应对解决、进而促进现代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中国化肥的施用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主要发现:（1）整体来看,中国农户——特别是主粮种植农户的化肥用量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早期经验性固定行为习惯特征;（2）由国情现实决定的户均土地规模较小且细碎化程度较大等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农户化肥施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相对很小,且在主粮作物和经济作物中的影响方向不同;（3）对于经验性投入行为特征更明显的主粮作物农户来说,近年来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对于调整这一习惯、从而降低施肥强度具有显著作用,在经济作物农户中则无此显著影响,而其他个体特征（如身份、教育状况、年龄等）和土地类型等变量的作用则整体上均不太显著。

关键词：   化肥施用; 经验习惯; 土地规模; 劳动力流动; 土地细碎化;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973094、71833003、71773076、71673186和71603154）；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8PJC038）；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