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问“谁是下一个乔布斯”了!中国的创新需要另一种答案 发布时间:2026-11-19
编者按:
202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应该如何理解创新生态?又该如何培育创新生态?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所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创新生态论》一书给出了系统回答。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汇的当下,这本书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陈宪教授在书中打破了“创新=技术突破”的简化叙事。他指出,企业家、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创新生态中缺一不可:企业家负责生产要素重组、科学家致力于发现与理论创新、工程师推动发明与应用落地。三者遵循不同逻辑:企业家追逐价值,科学家追求真理,工程师讲究可行。理解这种差异,是构建有效创新生态的第一步。很多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在创新实践中碰壁,根源就在于用同一套逻辑去要求不同角色。
本书最大的理论突破之一,在于将“创新生态”界定为一种“公共品”,是所有人共享的基础条件,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把精力放在人才培养和制度供给上。由此,《商学院》杂志认为,企业在参与创新时,不应仅仅盯着短期的政策补贴,而要敏锐地捕捉生态系统中人才、资本、制度与文化等要素的长期演进。只有将企业战略嵌入到良好的创新生态中,才能真正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同时,在中国的创新范式从个体创新向“创新生态系统范式”转变的过程中,企业通过“需求翻译机制”将产业痛点转化为科学问题,正是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三大群体协同发力的最佳体现。
这也意味着,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商业环境中,孤立的企业创新已难以为继。现代企业必须打破组织边界,构建能够容纳多元创新主体的开放式创新网络。这本书提醒每一位《商学院》的读者与商业领袖,真正的竞争优势,不再只是单一的技术壁垒,更在于在复杂创新生态中整合资源、协同进化的能力。
(以下内容摘编自《创新生态论》)
创新是主体行为。人类社会的三类主体——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创新行为相对集中的群体。自20世纪初以来,创新的概念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演变。早期的熊彼特创新指企业家创新,是将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主要聚焦商业创新。随着知识经济演进与科学技术进步,创新逐渐扩展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领域,科学家发现、工程师发明和企业家创新一起,逐步形成更加全面的创新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而,作为公共品的创新生态,对企业家创新、科学家创新和工程师创新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01 熊彼特创新:企业家创新
创新的概念始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被认为是创新理论的经典著作,他被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革命性或破坏性重新组合。这其中包括下面的五种情况,即引入一种新的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的开放,征服或控制原材料、半制成品的新供给来源,以及任何一种工业(产业或行业)实行新的组织。如果说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熊彼特创新概念的内涵,那么,这五个方面就是创新的外延。创新与发展等价在他的论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实为经济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及“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思想,建立在萨伊、马歇尔等经济学家早期认知的基础上。熊彼特将“生产资料的新组合”视为第三个要素(另外两个是劳动和土地),他认为:“尽管所有的三个要素才能组成一个整体,但是第三个要素可以被描述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新组合的执行,我们称为‘企业’;某些人的职能就是执行这些新组合,我们称为‘企业家’。”
他特别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执行创新这种企业家的职能不需要任何发明。”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熊彼特创新不是工程师的技术发明,而是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的企业家天职。
在熊彼特的著述中,创新(innovation)和发明(invention)、发现(discovery)、创意(creativity)是不一样的。一种发明、发现或创意,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今天,有工程师企业家、科学家企业家,这和社会各种群体中都可能有通过创业创新试错为对产生的企业家并没有什么不同。这进一步说明,企业家是一个特定的小众人群。
我们试着对熊彼特创新的内涵、特征和表现形式做一个简要概括:其内涵是发现并创造新的市场价值,通过重组生产要素、构建新商业模式、开拓新市场等方式实现价值创造;其特征是市场导向、风险承担、资源整合和价值实现;其表现形式是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和供应链创新。
02 科学家创新与工程师创新
科学家与工程师是创新链上两个紧密相关但又角色分明的主体。他们的“发现”与“发明”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区别,又相互依存。
科学家:发现与理论创新
科学家致力于探索和认识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其核心目标是发现已经存在但尚未被人类认知的规律、原理、事实和关系。科学家创新的成果是增加人类的知识储备,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其驱动力主要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对真理的追求,评价标准是正确性、普遍性、逻辑自洽性和可证伪性。
科学家创新的成果,其形式包括:理论和模型,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达尔文进化论、量子力学模型;定律和原理,如能量守恒定律、孟德尔遗传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新现象和新事实,如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新的粒子、新的天体、新的物种或化学元素;新方法和新工具,如用于天文观测的望远镜、用于基础物理研究的粒子对撞机、新的数学证明方法等。
科学家创新的工作过程是,提出假说→设计实验或观测→验证或证伪→形成理论。研究过程高度依赖逻辑推理、数学建模、可控实验和严谨的同行评议。
科学家创新的价值取向是:求真,追求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性;开放性,科学知识是公共的、可共享的;非功利性,至少在纯知识创造层面,发现本身可能没有直接的应用价值,旨在拓展认知边界。
工程师:发明与应用创新
工程师致力于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原理,其核心目标是发明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人工制品、系统、工艺或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满足人类特定需求。工程师创新的成果是创造新的实用性工具或解决方案,回答“怎么做”和“有什么用”的问题,其驱动力主要源于明确的社会需求、市场导向或问题解决,评价标准是可行性、可靠性、效率、安全性、经济性和用户友好性。
工程师创新的成果,其形式包括:新产品和新设备,如智能手机、航天飞机、心脏起搏器、电动汽车等;新工艺和新流程,如芯片的光刻工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新的废水处理流程等;新系统和新结构,如互联网TCP/IP协议、全球定位系统(GPS、北斗)、跨海大桥、智能电网等;新方法和新工具,如项目管理中的敏捷开发方法、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等。
工程师创新的工作过程是,定义需求或问题→设计方案→建模或仿真→建造原型→测试优化→规模生产或实施。开发过程高度依赖设计思维、系统集成、成本控制、风险管理与团队协作。
工程师创新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在约束条件(成本、时间、材料、法规等)下实现最优解;综合性,需全面权衡科学、技术、社会、经济、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创造价值、满足需求、解决问题为直接目的。
科学家创新与工程师创新的关系
科学家创新与工程师创新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递进与依赖。科学发现为工程发明提供理论基础和原理支持,例如,电磁学理论是电动机发明的基础。工程需求也常常催生和推动新的科学研究,例如,航天工程对材料科学的推动。
(2)交叉与融合。在现代创新体系中,二者界限日益模糊,产生了“应用科学家”和“研发工程师”。许多领域,如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生物工程,本身就兼具探索性和应用性。
(3)完整创新链。“基础研究”(科学家主导)→“应用研究”(科学家与工程师合作)→“技术开发”(工程师主导)→“产品化/产业化”(工程师与企业家合作),构成了完整的创新价值链。
科学家是“揭示可能性”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世界能做什么;工程师是“实现现实性”的人,他们利用这些可能性,去建造我们想要的东西。二者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驱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科学发现,工程将失去源泉和方向;没有工程发明,科学将止于纸面,无法造福人类。
创新生态中的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
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在创新生态中,企业家与科学家、工程师的关系是什么?以一个科技型企业为例。在它的创新生态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人力资本,是专业的、关键的和高端的生产要素;企业家是决策者,尤其是战略决策者,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和重组者。
需要说明一个问题。现在有一批成功创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具有双重身份:科学家和企业家,或工程师和企业家。然而,在他们创建或参与创建的科技型企业中,他们的第一身份是企业家,不仅主导着企业发展,而且缔造着创新生态。
03 创新生态是公共品
创新生态是指由人才、资本、制度、文化、基础设施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支持创新生成、扩散和应用的复杂系统。我们认为,基于公共经济学理论,可以论证创新生态本质上具有公共品的核心属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并因其正外部性、系统性和市场供给不足,需要公共干预与集体维护。然而,讨论创新生态是公共品会有争议,一如讨论市场是公共品。我们将从论证“市场是公共品”这一观点入手,再阐述“创新生态是公共品”的观点。
为什么说市场是公共品?
市场之所以被视为公共品,不是因为它交易的具体商品,而是因为它所依赖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因此,“市场是公共品”和“市场制度是公共品”是等价的说法。
公共品在经济学中被严格定义为同时具备以下两个特征的产品或服务:其一,非竞争性,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可用的数量,即边际分配成本为零;其二,非排他性,一旦该产品被提供,很难或无法阻止其他人从中受益。典型的“纯公共品”包括国防、基础科学研究、公共卫生体系等。此外,还有许多“准公共品”只部分满足上述条件,但因其显著的正外部性和共享性,仍被视为公共品范畴。
市场这一公共品由以下要素构成:产权界定与保护系统,清晰且可执行的产权是交易的前提;合约执行与司法体系,确保承诺得到履行,纠纷得到公正解决;稳定的货币与金融基础设施,提供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支付清算系统;反垄断与维护竞争的规则,防止市场被垄断势力破坏,保持其开放性和竞争性;信息提供与认证机制,如产品质量标准、信息披露要求,缓解信息不对称;社会信任与商业伦理(非正式制度),诚信的文化能极大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是公共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重新界定政府角色。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之一,不是直接干预交易,而是提供并维护“市场”这个基础的公共品。这类似修建和维护公路,让车辆(私人品)能够高效运行。政府的角色被赋予了更积极的内涵—“制度工程师”。
其次,深入解释市场失灵。许多市场失灵实质上是“市场制度公共品”的供给失灵。例如,产权不清、司法腐败、货币不稳定,都是基础公共品质量低劣的表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取代市场,而是“修补”或“升级”市场的基础设施。
再次,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不在于缺乏资本或技术,而在于无法有效提供“市场”这一公共品。制度薄弱、腐败盛行,这导致交易成本极高,市场无法有效运作和扩展。
最后,对数字平台的启示。平台,如淘宝、亚马逊,可以被视为一个“私人力量提供的微观市场公共品”。平台自己制定规则,如界定产权、解决纠纷、建立信任体系等。研究平台治理,就是在研究一个私人主体如何提供局部市场公共品或俱乐部产品,以及如何与政府提供的公共规则互动并互补。
市场是公共品这一研究范式,打破了将市场与政府简单对立的二元思维。它揭示了一个繁荣的市场并非自然的原始状态,而是一套精密的、需要持续投资和维护的公共制度体系的产物。因此,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应从“是否要市场”转向“如何构建和维护一个能使市场有效、公平运行的制度环境”。这为理解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恰当角色,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分析框架。该领域当前的研究前沿,正与数字经济、法治评估、国家能力等领域深度融合,持续产生新观点。
创新生态并非单一产品,而是一套制度化的能力与条件集合,其公共品性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竞争性:1)知识溢出。创新生态产生的知识、技术和思想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某项科学原理或技术思路,并不妨碍他人同时使用。例如,开源软件、学术出版物、公开专利信息等,均可被无数创新主体同时利用。2)网络效应。创新网络,如产学研合作平台、创新集群的参与者越多,网络的价值越大,且新增参与者不会降低原有参与者的收益,反而可能提升整体创造力。3)基础设施共享。公共研发平台、试验设施、数据库等,可以被多个创新者共同使用而互不干扰。
第二,非排他性:1)系统受益的广泛性。一旦创新生态形成,其益处会惠及整个社会,难以排除特定群体。例如,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所有创新者提供激励,无法排除任一合法主体;优质的教育体系提升整体人力资源素质,最终推动全社会技术进步;良好的创业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所有潜在创业者。2)正外部性难以内部化。创新活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就业创造、产业升级等收益,远超创新者私人所得。这些溢出效应使创新生态具有事实上的非排他性。
第三,显著的正外部性与系统性。创新生态中各要素相互依赖,其价值远超各部分之和。单个企业的研发投入会通过生态扩散,产生链式反应,促进整个产业乃至经济体的增长。这种系统性收益无法被任何私人主体独占,因而具有强烈的公共品特征。
由于创新生态具有公共品属性,完全依赖市场会导致供给不足,其原因是:1)搭便车问题。中小企业缺乏动力去投资具有广泛溢出效应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开发或人才培养,因为它们无法独占全部收益。理性个体将等待他人投资而坐享其成,这导致整体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2)协调失灵问题。创新生态需要多方主体—企业、高校、政府、中介机构等的协同,但私人部门往往难以自发形成有效的合作网络,尤其是在高风险领域。3)高风险与长期性问题。生态构建需要长期投入,如教育改革、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其回报周期远超私人资本通常的预期,市场可能缺乏耐心。
因此,政府及公共机构必须扮演关键角色,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和维护这一公共品:
1)投资基础研究与教育,国家、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持续资助前沿探索;
2)构建制度框架,国家制定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技术标准等,为创新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3)提供物理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实验室、高速互联网、科技园区等;
4)培育创新文化,通过政策宣传、奖励机制鼓励冒险与协作精神。
对“创新生态是公共品”存在的质疑,这里做简要的回应。创新生态中存在私人要素,如风险投资、企业研发,它们是不是公共品?公共品不要求全部要素都由公共部门提供。即使生态中包含私人成分,其整体功能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私人投资往往依赖于公共基础,如受过教育的人才、公共科研成果,且生态的良性循环会使私人投资更有效,二者互补而非排斥。
知识产权,如专利,具有排他性,是否与公共品属性矛盾?知识产权是一种旨在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制度设计,通过赋予临时(暂时)的排他权来激励私人创新。但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公共品,且其最终目的仍是促进创新扩散,通过公开披露和期限届满,回归公共品领域。
创新生态符合公共品的本质特征,其收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市场自发供给不足。因此,它应当被视为一项关键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及社会各方共同投资与维护。将创新生态作为公共品来规划和治理,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最大化创新对全社会的福祉,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创新生态,如开源社区、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创新生态作为公共品的属性,也带来了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如何在国际范围内提供这一公共品,将成为未来全球化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
04 创新生态对三大创新群体的作用
三大创新群体的活动各有侧重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现代创新生态系统。科学家创新提供认知基础,工程师创新提供实现手段,企业家创新提供价值桥梁。理解这一多维创新观,有助于构建更有效的创新政策、组织设计和人才培养体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需求。
创新生态对企业家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降低风险与试错成本,通过资本支持、政策扶持和市场信息对接,帮助企业家验证技术模式和商业模式;2)加速和优化资源整合,创新生态提供产业链协作网络,促进技术、人才、供应链的高效匹配;3)激发机会识别,开放的市场环境与跨领域信息流动帮助企业家发现需求痛点与技术结合点;4)强化市场导向,竞争环境与用户反馈倒逼企业家聚焦商业化落地,推动迭代式创新。
创新生态对科学家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保障自由探索,宽松的学术环境、稳定的基础研究经费,支持长期性、高风险研究;2)促进跨界协作,跨学科平台推动知识碰撞,启发突破性理论或技术;3)加速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机构、产学研合作机制帮助科学家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应用潜力;4)荣誉与激励,学术评价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原始创新。
创新生态对工程师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提供技术实现条件,开发工具、测试平台、工程标准等基础设施降低技术落地难度;2)促进经验共享,行业社区(开源平台、技术论坛)加速技术扩散与经验积累;3)强化应用迭代,市场反馈和用户数据驱动工程师优化产品性能,增强产品可靠性;4)职业成长支持,技能培训、项目实践机会提升工程化能力。
05 三大创新群体共享创新生态
企业家在创新生态中扮演价值整合者的角色,依赖生态实现资源对接与风险缓冲;科学家是知识源头,依赖生态保障探索自由与跨界启发;工程师是技术桥梁,依赖生态获得工具支持与实践反馈。他们都通过生态内的合作(产学研、创新链)获取互补资源;都需要制度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激励政策对所有创新者都至关重要;都受文化氛围影响,开放包容、容忍失败的文化能激发各主体的创造力。
下表从核心目标、关键生态要素、风险偏好和成果形式四个维度对三大创新群体共享创新生态的侧重点做了详细的说明。

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应能识别三类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针对性支持,同时促进三者之间的高效协作,如科学家提供原理突破、工程师实现技术转化、企业家推动市场应用,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商业创新”的正向循环。
06 创新范式的历史演变:从个体创新到组织化创新
长期以来,“创新”一词常与孤独的天才、灵光乍现的瞬间紧密相连。从爱迪生在实验室中千次尝试,到乔布斯在车库里构想改变世界的电脑,这种“英雄式”的叙事深入人心。然而,当我们审视当代最激动人心的技术突破——无论是人工智能的飞跃、mRNA疫苗的快速问世,还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革命——便会发现,其背后早已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传奇,而是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以及资本、政策乃至社会文化共同编织的复杂网络。这标志着人类对创新的理解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在“个体创新”的基础上走向构建“生态系统”,实现组织化创新。
回溯历史,创新的第一个范式无疑是个体发明家时代。工业革命初期,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能工巧匠的经验积累和偶然发现。瓦特改良蒸汽机、富尔顿研制出蒸汽船,这些里程碑式的成就,其驱动力更多源于个人对机械原理的痴迷与实践。此时的创新是线性的、孤立的,其扩散速度缓慢,且高度依赖于发明者个人的命运。社会对创新的支持,也仅限于专利制度这一单一工具,旨在保护个体的私有产权,而非促进知识广泛流动。
进入20世纪,随着大科学工程的兴起和企业研发部门的制度化,创新范式迈入了组织化创新阶段。以贝尔实验室、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研究院为代表的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将科学家、工程师纳入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体系之中。在这里,创新不再是偶然的火花,而是被规划、被管理的流程。这一范式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效率和规模,催生了晶体管、激光、UNIX操作系统等一系列奠定信息时代基石的成果。然而,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创新被封闭在组织高墙之内,知识流动受限于企业边界,跨领域的碰撞与融合难以发生。创新的主体虽从“个人”扩展到了“组织”,但依然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孤岛”。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初。数字技术的普及、全球化的深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崛起,共同催生了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亨利·切萨布鲁夫提出的这一概念,精准地捕捉到了时代脉搏:企业的创新不再仅仅源于内部研发,而是可以也必须从外部获取。风险投资的繁荣、孵化器的涌现、开源社区的壮大,都使得知识、人才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界流动。创新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任何一家初创公司都可以利用云服务、开源代码和全球供应链,快速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然而,开放式创新虽然强调了“连接”,但其视角仍主要聚焦于企业如何利用外部资源,尚未完全上升到一个区域或国家层面的系统性思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的范式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理解当代创新的核心框架。这一范式超越了前三种范式,它不再仅仅关注创新的主体(个人、组织、企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其活力源于三大核心群体——科学家、工程师与企业家——的高效协同与价值共创。科学家是知识的源头活水,他们探索未知,提供颠覆性的认知基础;工程师是技术的桥梁,他们将抽象原理转化为可靠、可量产的解决方案;而企业家则是价值的整合者,他们敏锐地识别市场需求,整合资源,最终将技术推向市场,完成创新的“惊险一跃”。
这三者缺一不可且彼此依赖。没有科学家的基础研究,工程师便成了无源之水;没有工程师的工程化能力,科学家的发现便只能停留在论文里;而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化运作,再精妙的技术也无法惠及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三大群体的活动并非自发协调,而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生态基座”来支撑。这个基座包括:市场机制提供的竞争与激励,政府构建的制度框架与基础设施,金融资本承担的风险与耐心,以及创新文化所赋予的包容与信任。
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拥有斯坦福大学和苹果、谷歌,更在于它拥有容忍失败的文化、高效的法律服务体系、密集的风险资本网络以及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深圳的奇迹,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从华强北的元器件市场到宝安的制造工厂,从本土风投到华为、腾讯等“基石物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让硬件创业成功率倍增的热带雨林。
因此,从个体创新到系统生态的演变,本质上是从线性思维到网络思维、从要素观到关系观的认知升级。我们不再问“谁是下一个爱迪生”,而是问“我们如何构建一个能让无数个‘爱迪生’‘瓦特’和‘乔布斯’相遇、碰撞并共同成长的环境”。这一范式的转变,对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乃至每一位创新参与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城市而言,竞争的焦点不再是简单地争夺几个明星企业和顶尖人才,而是比拼谁能打造出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能自我演化的创新生态。这要求政策设计从“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转向“自下而上”的生态培育;要求资源配置从“撒胡椒面”式的补贴,转向对关键节点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创新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认识到:现在乃至将来的竞争,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唯有深刻理解并主动塑造一个能够激发三大群体活力、促进多元要素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才能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赛中赢得主动,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