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中我们谈到，大城市与都市圈的规模是受经济功能与技术条件的影响的，同时，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驱动消费增长和空间结构优化是结构转型的重要着力点。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的影响

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关系来看，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约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市空间形态。2021年7月19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四个城市是直辖市，分别是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而广州则是珠三角城市群的龙头。上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巨大的动力。那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对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来讨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给都市圈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

第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进一步驱动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下，大城市由于集聚了人才、资本、基础设施等城市发展的条件，在规模经济机制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中心城市的消费集聚、配置和引领功能会进一步的强化，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中小城市连片发展的都市圈一体化格局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有核心的消费空间对更大范围内的消费形成拉动作用，而区域消费资源的不断集聚也会强化中心-外围城市体系的专业化分工。此时，中心城市更多体现为城市化经济，多样化水平较高；而外围中小城市更多体现为本地化经济，专业化程度较高。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将同时释放城市化经济和本地化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孙久文和宋准，2021)；另一方面，伴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收入、户籍、土地等制度的改革，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结构和布局也将需要适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从而对都市圈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资起到导向作用，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第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将进一步强化人流的“向心”特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基于后工业化阶段的服务经济基础之上提出的重要战略。从国际经验看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国际消费中心更强调“在地消费”，注重消费的沉浸感和体验感，而“在地消费”的关键是多样性尤其是服务业多样性。随着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核心商圈升级、多样性街区设施的完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人口尤其是高技能人口向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构成了人流的“向心”趋势。事实上，世界上的一线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基本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到人口重新返回中心城区的阶段。研究发现，各类人才愿意为消费型城市的高生活品质而放弃一部分收入，而这又成为这些城市提升人才吸引力优势。近年来，在以美国纽约为代表的消费城市，中心城区由于消费的多样性，吸引了大批年轻高学历人群往市中心搬迁，实现了中心城区的复兴(Couture&Handbury，2020)。而中国的研究则发现城市服务多样性会更多吸引年轻化、高技能群体的流入(张文武和余泳泽，2021)。年轻、高技能群体向大城市集中，又带来了生产和生活两个环节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事辅助岗位和生活服务业，进一步带动低技能劳动者也同步向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

接下来，进一步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都市圈建设影响基础之上讨论其对于城市群发展的影响。

第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否会强化中心-外围城市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群内部中心-外围城市体系逐步形成。那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会对这种城市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中心城市来说，在规模经济机制的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大、消费能级的提升、消费服务功能的完善会强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的集聚、辐射、示范、展示功能。随着人口的集聚以及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不断调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会赋予中心城市新的城市功能，而外围中小城市则注重发挥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从而强化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良性互动的中心-外围体系。（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和全球城市网络的关键节点、综合服务枢纽将会强化城市群在全球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可以说，整个城市群的制造业越强，中心城市的服务业比重越高，为外围城市制造业赋能的作用越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引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会放大长三角区域消费品制造业发达、产业链条完善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为产业转型和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强大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中心城市消费分散化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会”。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关于信息技术对消费的影响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是信息技术对于服务消费的影响。信息技术本身依赖于集聚发展，比如中心城市的大公司通过分享（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成本在生产规模扩大中被分摊）、匹配（不同偏好和技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匹配）和学习（人际之间知识外溢和干中学）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信息技术产业本身是信息和技术密集型的，在中心城市集聚的特征甚至比传统产业更强。在理论上，信息技术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深化，交易效率的改进会驱动人口在分工网络中的聚集，从而创造种类丰富、数量巨大的产品，产生厚实的市场(庞春，2019)，进一步吸引人口的集聚。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本身就依赖于人口密度。比如直播电商集聚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由新技术催生新的服务（如外卖和网约车）也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发展更好。因此，对知识密集型的新型消费产业来说，这类消费不仅不会带来消费的分散化，反而会因为人口的集聚带来消费的集聚。

第二个层面是信息技术对商品消费的影响。信息技术可以整合城市群大范围内的消费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带来了消费的分散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信息的透明化，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直接对接商户，根据个人偏好检索到所需的商品。其二，信息技术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借助数字交易平台实现了供需高效匹配，从而推动了新兴商业模式的发展。其三，商品依托数字技术使得商品信息数字化，从而零边际成本地展示给消费者。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产品扩大了市场销售范围。但是，这种扩大市场销售范围的效应也同样作用于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因此，信息技术总体上是强化还是弱化集聚效应就成了一个需要用经验事实来判断的问题。有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即使在平均网络渗透率较低的中西部，互联网对其大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仍大于平均渗透率较高的东部小城市(李杰伟和吴思栩，2020)。

第三，交通基础设施连接增强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愿景之下，中心城市将形成面向全球、四通八达的国际性综合性立体交通网络和与商业消费空间相配套的城际间高铁、轨道交通、市政交通等公共交通体系。此时，中心城市和周边的中小城市之间将形成更为紧密的连接。一方面，中心城市将成为物流、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地，极大地释放城市群的消费潜能，从而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群内部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将有利于形成与消费规模和辐射范围相适应的城市商圈和服务业集聚区。同时，城市群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消费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将成为可能，驱动城市群向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另一方面，在城市群内部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开发强度将会加强，这既能提高城市土地的经济密度，也能够为更多工作在中心城区的人口提供相对来说接近工作地点的居住场所，减少长距离的通勤。而在网络状的轨道交通线之间，适当布局郊野公园，可以兼顾城市的生态保护和宜居发展，这样是可以同时兼顾城市的活力、便捷和宜居的目标。因此，综合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恐怕也是强化集聚的。有研究发现，在中国发展高铁网络的这些年，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被加强的(张克中和陶东杰，2016)。

结论与启示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需要，并将进一步强化“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信息技术虽然一定程度上使商品消费的分散化，但综合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强化经济和人口向中心城市的集聚。交通基础设施连通后，会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向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也将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与此同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进一步强化都市圈的发展，使得中心城市逐步向都市圈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并带来都市圈服务业型消费岗位向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中心城区集中，人流也将呈现出“向心”特征。

在中国的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引领现代化增长的功能，在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释放结构性红利。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中国大城市未来引领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力点，而本文没有着重讨论的创新与科技发展，则是中国大城市引领发展的另一部引擎。为此，中国大城市的规划和相关的政策制定，急需突破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管辖边界，准确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向着建设现代化的都市圈迈进。“广佛”、“深莞”、上海等都市圈应率先形成跨行政边界建设都市圈的引领性方案。

建设跨行政边界的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几个方面同步加快改革。首先，在人口管理方面，淡化传统的按行政市管辖范围设定人口控制目标的做法，转而科学预测都市圈范围的人口总量与布局。第二，在土地和住房方面，制定顺应都市圈人口增长趋势的土地和住房供给总量和布局，并逐步实现保障房覆盖常住人口。第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规划建设从中心城市出发，紧密连接周边中小城市的轨道交通和公路网络，城市土地开发沿交通线布局，突破按行政市管辖范围设定土地“开发强度”和用途管制的传统。第四，在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加强多渠道的投入，逐步做到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其中，特别是面向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未来要加强补短板，在人口进一步集聚的都市圈，要加快建设高中学校的步伐，以顺应国家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