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6日，“经邦论道”系列品牌讲座第79期——“土地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意义”在各大媒体直播平台举办。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党国英，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围绕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理论、关键难点、预期效果和措施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本次活动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得到新浪财经、今日头条、一刻、每日经济新闻等权威媒体的在线直播，在线总观看量达到20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党国英教授受邀做主题报告。党国英教授曾担任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等国家机构及若干地方政府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改革、乡村社会治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关系演化，长期关注三农相关问题，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党国英教授通过对中国各个地区进行大量系统性的调研积累，同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理论源头基于实事求是的观点讨论三农问题。

首先，党国英教授从基本理论概念入手，认为平均和效率之间有理论上的替代关系。如果不平等太高或者不平均程度太高，对效率有负面影响，换句话来说增进平均程度对效率有益。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包括开放社会的来临，以及技术水平的变化，同时，现代国家治理如果存在国家适度干预，可以缓解不平均对于效率的负面影响。

回到中国现实问题，党国英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任务，是由全面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富裕社会，全面富裕社会的基础性特征是国民消费结构特征。现阶段中国社会消费结构的缺陷，其实与国家科技实力基本无关。我们的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的显著差异，一是食品获取成本高，表现为恩格尔系数很高；二是居住形态与富裕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不仅增加社会紧张度，还造成实际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引起国民福利损失。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路径是加快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最后，陆铭教授对党国英教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探讨城市形态时有非常重要的指标——密度。由于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在不同用途的分配比重不同，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所占的比重超过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反居住用地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于是，在有限的居住用地里就产生了超高的密度，独幢形态居住比例比较低。陆铭教授也认为，如果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规划和管理方式上更加灵活，中国的居住形态可以得到改善，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

作者：范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