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论坛“中国经济开放论坛”于2017年06月0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该论坛的第5次闭门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题为“国企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研讨会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工作室承办。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和武汉等地的20多位专家、教授出席会议。研讨会共分为四节，上午和下午各两节。

第一节的议题为“国企如何提质增效 —— 去产能如何推进？”，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主持。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何帆首先报告，其题目为“中国经济是否即将迎来新周期？”。何帆教授认为中国应尽快实质性推进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性变革，增强市场信心，释放制度红利，如此才能真正迎来新的周期。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教授的主题为“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改革”，陈教授认为，应以去产能为契机，财政奖补资金进入社保体系，用于剥离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改革应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有企业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型。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副教授教授分析了“产业政策与僵尸企业”问题，黄教授指出，产业政策，包括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信贷补贴等，提高了低效率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僵尸企业的退出率，从而降低了所在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申广军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问题”，申教授认为，僵尸企业是产能过剩问题的来源之一，僵尸企业降低了本地同行业正常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这一影响是通过挤出效应实现的。

第二节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钟宁桦教授主持，议题为“国企外部约束机制如何加强 —— 去杠杆与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推进？”。首先，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修复国家资产负债表：去杠杆，流动性紧缩和金融反腐”，他认为，这次国家资产负债表修复主要表现为“杠杆的转移”，是政府转向居民，包括房地产、PPP，这一部分资产和债务都转给居民。其次，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教授作了“国企债转股问题分析”的报告。连平教授分析了银行目前对债转股很不积极的几个主要原因，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用债转股使得我们的国企杠杆率有明显的下降，或者对国企杠杆率发挥重要的作用，恐怕难以实现。浦发银行青浦支行行长宋志青博士探讨了“亟待深化的银行业结构性改革”问题，他指出，商业银行结构性政策破题之路：一是应以市场准入吸引增量社会资本进入银行业；二是应分拆已有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给予必要的增资并形成不同客户及市场定位的差异化经营的商业银行体系；三是对内开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已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董事会和决策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朱鹤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困难与应对”。朱鹤博士就国有企业去杠杆提出了几个政策建议：第一，应控制增量的基础上处置存量；第二应自查历史坏账，集中处置；第三，应从效率的角度看杠杆率水平，兼顾杠杆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第四，银行应主动剥离不良贷款，以多种方式化解不良贷款的资金损失，如财政注资、发行优先股等。

第三节的议题为“国企内部激励机制如何激活 ——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推进？”，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副教授首先给与会专家分享了“市场环境与国企改革”的报告，他重点探讨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刘瑞明副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多重困局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寻求第三条道路”。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在既有思路下，问题是无解的。他指出，应该站在整体改革的视角来看待“国企改革”，因此他提出了不同于当前官方的“三去一降一补”的建议即：去亏损，去补贴，去垄断，降国有比重，补国库资金。中信证券市场研究部首席市场策略师刘斌报告的题目为“以员工持股为突破口，加快混改进程”。就松绑员工持股的建议，刘斌认为，第一是应进一步放开试点额度；第二是应进一步放开试点主业范围；第三，企业选择要一视同仁；合理确定退出价格；第五，核心高管的持股要放开。银河证券分析师姚玭作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优先”的报告。她首先分析了国企效率偏低的原因；其次，她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应以效率为先；最后，她举了若干混合的典型案例。最后，长江证券分析师张宇生报告的主题为“分行业视角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他认为，混改不是不能推进，但是更需要稳定的上层建筑，以及完善的政策基础；他指出，从成功的公司来看，多元化股份制、规范的公司制和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与市场化内部机制是改革成功的核心要素。

第四节的议题为“国企外部约束机制如何加强 —— 政企分开、权责明确如何实现？”，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陆铭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作了主题为“国企改革如何深化”的报告，他指出，国企改革有了“分类”，还要“分层”。他认为，应从“市场深化”与规制能力关系理解改革推进节奏，推进改革深化“急不得”，也“等不得”；“快不得”，也“慢不得”；关键是要保证经济安全与发展稳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罗知副教授探讨了“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她指出国有企业承担着多重任务，效率存在损失。关于改革的方向，她强调，第一，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重点放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上，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约束，避免行为短期化。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伴随官员考核体制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钟宁桦教授报告的主题为“推进国有部门市场化改革，切断治乱循环的根源”。他指出，整体经济的活力取决于核心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在当下那么高总负债率的情况下，新增信贷是特别宝贵的资源，需要善加利用。最后，上海张江高科董事长葛培键报告的主题为“政企不分是影响深化国企改革的制度性瓶颈”。他指出，第一，政企不分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机制性缺陷；第二，政企不分的根源在于行政与市场的体制机制冲突；第三，政企分开的关键在于去行政化、走市场化、促规范化。

此外，在自由提问与讨论环节，我院陆铭教授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践上推动并不是很快，不是很得人心，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冲突：第一个冲突是短期和长期的冲突；第一个冲突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他认为，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那么国有企业恰恰会成为我们迈上“双创”道路的阻碍力。陆铭教授强调，东北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地理问题，就是我们政策不以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是政府跟市场对着干的结果。在谈到东北的问题时，我院陈宪教授补充认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生态和管制模式与南方比有很大差距。我院潘英丽教授结合陆铭教授提的问题谈了一个观点，她指出，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要比朱镕基当年国企改革难度更大；在国企改革中，我们在吃二遍苦。她认为，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死胡同，关键问题是政治改革没突破。她强调，后面改革要有突破，真正要从13亿、14亿老百姓民生问题入手来规划，否则国有企业就容易变成执政党、执政政府的经济基础，又是其追求短期目标的工具，那问题就会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