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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近期两次提及“供给侧改革”，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经济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把现行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经济发展模式转移到注重市场创新发掘新生产效能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在九天里两次提及“供给侧（supply side）改革”，使之成为目前财经界热议的话题。

供给侧改革，指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把现行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经济发展模式转移到注重市场创新发掘新生产效能上。

在经济增速出现下行压力时，中国领导层不会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是将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探索设立自贸区降低服务行业等准入门槛，以减税、金融改革降低企业融资和运营成本，来激发市场内在活力，使得新供给能够迎合新需求，提升潜在经济增长力。

昨日，受访学者指出，这一改革除了使需求和生产结构更加匹配外，政策决策和执行者或许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制度障碍如何导致生产效率下滑，解读供给不足是怎么造成的，并从难以拔除的“毒瘤问题”中厘清地方政府“不明白、装糊涂”的模糊地带。

中财办主任刘鹤：

加速淘汰僵尸企业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探讨，自上个月起升温。被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倚重的经济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10月初到广东调研时就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本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及“供给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说，再次提到供给侧改革。他说：“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分析认为，高层对供给侧改革频频表态，表明官方经济学思想已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将把更多笔墨用于供给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供给侧改革的含义丰富，结合中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决策者从微观、务实的角度，可能要审视一些制造业的“西进”是否真的提升了资源配置还是引发了新的过剩产能，大城市病无法根治是控制人口不到位还是供给出现了短缺，政治上追求的“平衡发展”是否在忽视地理和区域资源特色的情况下变成了“均匀发展”等系列课题。

学者：

制度障碍拉低生产效率

陆铭指出，中国西部大开发伴随着土地供应份额持续上升，各地不考虑资源禀赋同时上马工业园项目是否获得相应效果需要评估；此外，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十年多前已开始恶化，说明供给侧效率下降早从那时已走上下坡路。

他说，供给方通过改革使到提供居民的产品和服务和公众所需求的相匹配是一方面，但同时应更深刻地理解，一些制度障碍使得生产效率下滑。

譬如，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引入中西部发展制造业，为此兴建道路和工业园会不会引发新的产能过剩？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化工企业是不是因为“西进”就化解了产能过剩？

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医药服务、教育等出现不足是靠控制人口来缓解还是靠增加供给来舒缓等等，或要考量它们和土地、户籍与财政转移制度是不是有关联。

官媒新华网19日还引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中国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还面临市场准入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赋税等结构性改革，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要解决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注重工业发展的行业导向。

陆铭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中央和地方的机制设计，并把当局“不明白”和“装糊涂”的模糊地带厘清。

他以本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称，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表明中央要从机制上着手来解决问题。

至于不同行业的企业资源配置，陆铭认为，要看“国企改革的出发点是要把中国经济搞好还是把国企搞好”，国企改革也是营造公有和非公有企业整体生存运营空间的一大要素。

他说，国企不以利润为目标、国企领导不是企业家，导致国企可以跟着政治口号走，疏于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并依靠垄断的市场环境赚取利润。撬动国企难改、改不动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打破国企的竞争垄断局面。

中国部署加快培育新供给新动力

昨日，中国发布了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强调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是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是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是畅通经济良性循环体系、构建稳定增长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增加新供给，满足创造新消费，形成新动力。

《指导意见》提出四方面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全面改善优化消费环境；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和优化政策支撑体系。

本文发表于2015年11月24日联合早报网，作者： 顾功垒 上海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