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被视为巴西再民主化以来最激烈、最分裂的一次选举。卢拉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他的回归终结了巴西右转的趋势，打破了巴西最近30年“总统连选连任”的规律。

卢拉的回归在新一轮拉美左翼浪潮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是拉美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经济问题是核心原因之一。那么，卢拉的回归能够拯救巴西经济、缓解日夜撕裂巴西的贫富分化差距问题、阻止巴西严重的去工业化趋势吗？如果这些问题在卢拉任内得不到根本解决，右翼再次上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右翼政府本身就是巴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和自上世纪80年代采纳新自由主义以来的严重去工业化问题的始作俑者。

为了很好地理解巴西经济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从而揭示巴西政治问题的根源，本文尝试运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胚胎发育”工业化原理，从巴西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巴西进行一次“麻雀解剖”。[1]

世界粮仓巴西未能解决饥饿问题

巴西于1822年9月7日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独立，独立后行使议会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居世界第五，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与中国，与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10个拉美国家接壤。

巴西拥有辽阔的农田和广袤的雨林。按世行2020年数据，巴西农业用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28.3%，为2.37亿公顷（合35.5亿亩），人均1.11公顷（合16.7亩）。然而巴西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仅占巴西国土面积的6.7%，人均可耕地0.26公顷（合3.9亩），这意味着巴西具有巨大的可耕地开放潜力，这一潜力使得巴西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世界粮仓之一。

同时，巴西的牧场面积相当于耕地面积的3倍。广阔无垠的牧场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养牛的头数和牛肉的产量均占世界第2位，猪的头数名列世界第3位。

巴西铁矿储量大、质地优良，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巴西还是热带经济作物的重要出口国。哪怕作为全球最大咖啡王国，巴西的甘蔗和柑橘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

富饶的资源使得巴西无论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还是独立建国以后，仅仅依靠出售自然资源就能够获得很高收入。但是巴西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然而巴西建国以来近200年的奋斗历史，充分说明实现这个理想十分困难，目前仍然显得遥遥无期。

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然资源与农副产品出口国的总统，卢拉这次上台提出的奋斗目标居然是解决巴西的饥饿问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在2026年任期结束时，每个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我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巴西长期拥有西方推崇的政治制度、强大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不受约束的生产要素（资本、土地、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将过去长期积累的绝大部分国企私有化了，可就是一直没有能力进入全球工业化强国之列，反而通过市场机制下的“去工业化”而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与其它拉美国家一样（图一）。比如2017 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984年的历时最高值（30.9%）下降到了目前的10%。[2]

图一：纵坐标是一国/地区的人均GDP除以美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图中包括8个拉美国家战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相对于美国的收入水平长期以来没有增长，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陷入“相对中等收入陷阱”。图中粗线条的红色与紫色是亚洲的台湾省和韩国，作为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

为什么自然资源如此发达的世界农业大国，在为工业化奋斗了200年之后，居然还没有解决饥饿问题？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发育不全的巴西工业化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巴西似乎早已完成工业化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目前巴西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大城市十分集中，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4。但是巴西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城市公用设施等资源紧缺、社会贫困人口很多、两极分化严重、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压力巨大、社会治安混乱。

问题的根源在于巴西早期的工业化路径违背了循序渐进的“胚胎发育”原理，在原始工业化没有很好发育的基础上实施规模化轻工业起飞，又在轻工业基础没有很好发育的基础上强行实施重工业起飞，结果是剧烈的颠簸和不断的债务危机与断崖式俯冲。换句话说，由于巴西二十世纪中叶的重工业起飞缺乏坚实的轻工业基础和世界市场支撑，从而导致巴西经济后劲不足、增长乏力和一系列的财政与金融危机。

让我们从农业开始。巴西的可耕作土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巴西在17-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对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依赖，和其严格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使得巴西政府建国以后长期无法对西方殖民移民和掠夺时期所形成的大庄园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因此无法利用“耕者有其田”的农业土地制度去充分孕育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作坊手工业和乡村企业。比如最早的殖民开拓时代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大家族，从18世纪开始就形成了对巴西国内经济的寡头控制。这些大家族所依赖的大庄园土地制度，在工业革命前只能产生奴隶雇佣制度。而一旦奴隶雇佣制度被推翻，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庄园主可以依附的雇佣农民，只能涌向大城市寻求就业。[3]

但是巴西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一直十分有限。唯一能够吸收大量低技术农业人口的城市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然而在缺乏大量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纺织业，意味着一开始就必须在大城市建立规模化纺织工厂；巨大的土地和用工成本迫使这样的纺织业必须具备相当规模才能降低平均成本、具备竞争力。因此如果不能够打进国外纺织品世界市场，这种规模化纺织业不仅技术升级潜力有限，而且对于吸收国内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很有限和单一。这样的状况迫使整个经济体仍然主要依赖农副产品（尤其是咖啡）出口来维系。

事实上这正是巴西建国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00多年间所走的经济发展道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建国一百多年的巴西虽然实现了纺织品自给自足，但仍然是一个严重依赖用廉价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与欧美工业国交换工业产品的农业国。

因此，除了实现纺织品的自给自足以外，巴西并没有像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二战后的韩国、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那样，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规模化纺织业和其它轻工产业部门来带动巴西出口，孕育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巨大统一市场与销售网络。

缺乏这样一个庞大轻工业和小商品制造基础来为巴西吸收农村劳动力和创造剩余，必然使得巴西在二战以后实施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和强行重工业化面临国内资金匮乏、储蓄率低迷、国内外市场狭小的局面。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西虽然通过1950-1980三十年的全面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高度亏损的和缺乏全球竞争力的，早晚会因为债务和通胀危机而陷入发展困境。

事实上巴西自1960年代以后就开始债务和通胀危机不断。[4]为了遏制债务和通胀危机，巴西政府不是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刺激发展小商品和轻纺工业品出口，反而是通过提高汇率来降低国外产品（主要是重化工业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成本，这进一步降低了巴西制造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大大压缩了巴西的出口市场和国民储蓄率，反而极大提高了国家和企业投资对于外国债务的严重依赖。

结果，到了1980年前后巴西不得不迫于巨大国内财政压力和通胀压力开启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然而由于这场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是以新自由有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使得巴西国内工业品市场迅速被发达国家涌进的制造业产品所占领，在很大程度摧毁了巴西自建国一百五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民族工业，导致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使巴西从此告别战后快速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而陷入了集“高债务、高通胀、高失序、高政治内耗”于一身的“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能力和正确产业政策的缺乏

发展经济学家禁不住要问：同样是私有土地产权制度，为什么19世纪的巴西工业化缓慢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工业化迅速？同样是改革开放，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巴西制造业能力萎缩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制造业能力却腾飞？同样是动用货币政策管理宏观经济，为什么巴西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一个接一个而中国却能够做到国内储蓄充裕和物价长期相对稳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不在于巴西的自然资源不如日本或中国，不在于巴西的私有产权保护不如日本或中国，不在于巴西的民主自由不如日本或中国，也不在于巴西对于西方文化的开放与接受程度不如日本或中国。

根源在于巴西的国家能力和正确产业政策的缺乏――使得它19世纪比不过日本，20世纪比不过中国，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模仿西方而来的政治制度。

首先，因为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大庄园土地制度和缺乏一场土地革命，巴西农村19世纪没有很好发育出自己的乡镇企业和手工业，而是一开始就依靠城市大工厂体制来吸收贫困人口就业。[5]比如巴西大城市的棉纺织业在1853年拥有8家企业，总供雇佣424人，平均每家雇佣53人；1885年拥有48家纺织厂，雇佣3172人，平均每家企业雇佣66人；1932年纺织企业总数为355家，雇佣11万5千5百50人，平均每家雇佣325人；1948年企业总数变为409，吸收就业22万4千2百52人，平均企业大小为548人。[6]

在胚胎发育期间就靠这样的大型纺织厂很难吸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制造业。这样的纺织企业规模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7]。结果是，巴西建国100年后的1920年，第一产业（农业）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70%，第二产业（制造业）只占14%。1940年，第一产业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67%，第二产业占10%（参见Werner Baer, 2008, p.43）。

第二，巴西在建国以后直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整整一百多年间，基本没有任何重要产业政策可言，15%的关税仅仅是用来提供政府收入，而不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比如纺织业）的。这段时间，巴西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和农业资源，以及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商机，巴西没有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化轻纺工业、除咖啡之外的农产品加工工业，更不要说重化工业。

与之形成反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仅仅用了40年就成为全球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之一，其纺织业在工业中的占比在1887年（明治维新后20年）上升到32%，在1897年更上升到41%。类似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仅仅用了25年（即加入世贸6年前的1995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而巴西纺织业在建国100多年后仍然在全世界微不足道，其纺织业在工业中的占比于1919年上升到比较可观的29.6%的峰值之后一路下滑，到1939年下降到22.2%（参见Werner Baer, 2008, p.43, Table 3.9）。

日本即便到了1930年代初（即明治维新60多年后），在已经全面引爆重工业革命的情况下，仍旧保留了相当庞大的纺织业（包括乡村原始纺织业），来为广大低端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比如前面已经提到，日本1930年代仍然有很多就业人员小于4人的家庭工厂或乡镇企业，这在印染行业尤为突出，因为这个产业很难实现机械化和规模化大生产。不从外面雇佣工人的小家庭作坊的从业人员，在东京市纺织业占了全体纺织业人数近四分之三。当时日本全国纺织业总就业人数（包含衣服装饰制造业）大概为一百八十多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18%左右。

反观巴西，在建国60多年后的1885年，其纺织业的就业人数只有区区3172人，到1932年才增长到115550人，只相当于日本纺织业人数的6%。[8] 这样低的纺织业占比和就业规模不足以引爆巴西的轻工业革命和支撑它的重工业建设。

第三，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创造全国剩余的乡镇企业发展阶段，以及以此为基础发育出来的商品流通网络和规模化轻纺工业体系，即便具备国家意志，巴西政府也不具备足够财税收入来向实体经济发育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基本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等。何况在巴西，这样的国家意志还很缺乏，根本无法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高层精英集团（包括天皇）的国家发展韬略相比（纵然当时的日本已经带有严重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

比如巴西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系统很不健全，缺乏国家统一规范，不同的铁路线由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私人企业采用不同的轨距和标准修建，互相缠绕但不联通，主要是为连接局部地区的种植园和附近港口。这样的铁路系统根本无法将整个国家铸造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且巴西铁路还不是由本国企业修建，主要是由英国企业修建。而引爆工业革命需要各种配套的市场条件，包括统一国内市场、物流交通基础设施、供水供电体系、吞吐量巨大的进出口港口，等等，这些巴西都不具备。

反观日本，在19世纪末依靠原始工业化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轻纺工业革命）后，又在20世纪初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全国主要的铁路运输公司，对铁路实行全国统一电气化升级和标准制定，为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助跑。

因此，巴西建国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整整一个多世纪期间，由于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度，虽然得益于西方对巴西原材料（比如铁矿）和农副产品（比如咖啡）的巨大需求而获得过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获益者多是有产大地主阶级和农副产品中间贸易商人，不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小资产阶级业主，也不是为国家发展谋利益的政府；因此其巴西工业化的“胚胎发育”阶段是畸形和很不充分的（就像空心干瘪、发育不良的豌豆角一样缺乏果实）。

没有遍地开花的乡村工业，很难成就巴西下一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大推进”发展战略。大庄园主对于发展乡镇企业不感兴趣，因为那远没有大宗种植业和依靠廉价雇佣劳动的规模化农业赚钱；农村雇农根本没有资金发展手工作坊和乡镇企业，而贫穷的欧洲新移民来到巴西以后也很难通过购买大庄园发展成为商人和资本家，只能当雇农。[9]因此，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公平分配到广大无地雇农手中，巴西根本无法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经济和政治条件。

库克使命：美国的药方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西政府开始意识自己的不作为给巴西经济发展造成的恶果，因此与美国政府合作并聘请美国技术专家为巴西经济发展把脉和提出经济改革方案。这就是著名的“库克使命（Cook Mission）”。这个计划由巴西政府在美国专家团队指导下于1942-1943年推出，作为对巴西在世界大战中与美国合作的一种回报。“库克使命”在巴西建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巴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综合评估，其目标是提出一个长远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这个美国专家团队在详细考察了巴西经济以后，认为巴西政府应该首先通过产业政策来发展和刺激巴西南部的经济发展，然后再由南方带动北方的经济发展。调查发现巴西经济增长乏力的巨大瓶颈是交通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发电能力差，全国能源输送与调拨能力虚弱，重大工业项目投资的资金严重缺乏，移民限制太大，缺乏公共教育体系来吸收移民和训练技术人才，等等。换句话说，巴西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努力都极其不到位。

“库克使命”还建议巴西政府出台政策来刺激（1）钢铁产业的发展，以此来提供重工业所必须的中间品，（2）木材和造纸业的发展；（3）纺织业的进一步向国内外市场的扩张，等。“库克使命”认为应该尽量利用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来实现这些目标，但是政府必须担当起顶层设计、统一规划的责任，并发展出一套工业信贷体系来专门为重点产业的民营企业融资，和提供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支持。但是这一发展纲要并没有被巴西政府立即采纳和执行。

二战以后，受苏联计划经济成功模式的影响和刺激，通过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当时的世界潮流。因此，为了纠正由于过去一百多年来因采纳放任自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巴西带来的后果，巴西政府在1946-1961年期间采纳了激进的全面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发展战略。

在ISI政策下，巴西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相当程度的工业化与工业产品多样化。比如1950年至196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7％。尤其是工业增加值从1950年到196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而农业也在工业的带动下实现4.5％的增长率。此外，制造业的结构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工业，如纺织品、食品和服装在工业总增加值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67.5%下降到1960年的53.1%，相应的劳动就业从1950年的72.3%下降到1960年的63.3%；而运输设备、机械、电气设备、电器和化学工业在工业总增加值中的占比从32.5%扩大到46.9%，相应的就业从27.7%上升到36.7%。[10] 注意，轻工业明显是比重工业吸收劳动力更多的产业，但是其比例在采纳ISI发展计划的这十年中却遗憾地下降了。

由于忽视了土地改革和轻工业的发展，巴西广大低端人口的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内市场对重化工业品的需求因而受到极大限制，市场发育极其不到位，严重阻碍了ISI这个全面进口替代政策的成功实施。ISI特别关注被认为是工业增长基础的汽车、水泥、钢铁、铝、化学纤维、重型机械和化学工业的投资和进口替代，保护性高关税使得这些产品的国内价格急剧上涨，进一步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导致国内消费量减少。反过来，重化工业生产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国内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需求。

因此巴西政府特意把汇率固定在高位，以降低进口工业品的价格；然而，这反过来使得巴西轻工业出口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巴西小商品和纺织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巴西无法出售足够多的轻工产品来获得购买重工业所需的中间品和机械设备进口所需要的巨大外汇储备，导致贸易逆差急剧上升，从而使得巴西的外汇储备高度紧张，于是开启大规模向国外举债的行动来支持重工业建设。

这也迫使巴西提前采纳不成熟的产业链纵向一体化进口替代，以降低对国外工业品和机械设备的依赖。供应链方面的过早纵向一体化整合，事实上限制和阻碍了巴西重化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缩小了巴西工业产品的总体市场和全国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比如在实施纵向一体化进口替代的行业中，中上游国内生产的高成本阻碍了下游所获得的利润，导致无论是巴西的重工业消费品（比如汽车）还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消费品（比如纺织品）的增长水平长期低于预期和缺乏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国内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巴西政府通过补贴资本密集型上游部门来促进全面进口替代政策，同时也为这些产业提供大量财政支持。这使得政府支出持续不断超过政府收入，从而造成大量政府预算赤字。这又迫使政府试图通过印钱和提高货币供给来缓解财政危机，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另外，这种对工业部门的输血补贴也意味着对农业部门的财政支持减少，导致农业效率和农产品供应减少，出口换取外汇的能力进一步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和陷阱。

靠举债和国内消费拉动的三十年辉煌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效果可以根据四个主要工业部门对增加值的贡献来评估：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机械产品）。根据工业普查的数据，在1949年至1960年间非耐用品（轻工业）行业的增加值份额大幅下降，从近60％降至不足43％；耐用品（重工业）大幅增加，从近6％到超过18％；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类别分别经历了3.2％至3.6％和2.2％至3.2％的适度增长。

纺织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巴西仅有的主要工业部门，而且很不发达。然而由于缺乏国家重点扶持和培育，从1949年到1960年，巴西纺织业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急剧下降，从24％降至15.6％，1963年进一步下降到11.6%；纺织业为国家所创造的就业份额从整个工业就业的33%降至26.4%；与此同时，重工业耐用品的份额却迅速增加。在耐用品中，变化最大的部分是交通运输部门（汽车和卡车），从工业增加值的2.3％增加到10.5％。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西虽然在ISI发展战略下已经拥有了相当多元化的工业产业结构，按道理应该成为一个多门类工业产品的出口大国；但进口替代不仅没有减轻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是大幅增加了巴西国际收支不平衡（即进口总是大于出口，贸易逆差反而急剧增加了）。这是因为重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耐用产品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出口量不大，而且为了生产重工业消费品，需要进口大量重工业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

也就是说，巴西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重工业整个产业链的进口替代，而只是做到了重工业产业链的下游产品（比如汽车这样的最终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而其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和机器、车床与精加工设备却严重依赖进口。在1950年代，汽车行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产业，巴西狭小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根本没有能力支撑汽车零部件和中间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出口。

由于巴西采纳的不切实际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不是以循序渐进的出口导向政策为基础，而是完全面向本国国内市场的消费导向政策为基础，结果造成巴西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不是出口和投资拉动，而是依靠举债和国内消费拉动。

比如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期间，巴西的国内总投资占GDP份额从来没有超过20%，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的高增长期间动辄40%的投资率形成鲜明对照。即便是在巴西投资率最高的1970-80年代，它在GDP中的占比也不过23%左右。由于消费超过投资，巴西的私人和政府外债节节攀升，成为随时动摇巴西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因此，几乎与所有拉美国家一样，这样一个头脚倒置的、由重工业耐用品消费拉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是不可持续的。[11]

尽管这样，巴西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叶的进口替代战略，还是为巴西打下了一个远比非洲和南亚国家强大的工业底子，使得巴西发展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为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更加快速（却仍然是昙花一现）的经济增长打下伏笔。比如人均GDP增长率在1951-1966年的15年期间平均为6.36%，而在1966-1979年的15年期间平均升到惊人的8.9%。

但是这个高速增长不是由国内自生的高储蓄和高投资来支撑的，而是在不断增长的国际债务和通胀压力下以耐用品消费拉动的，因此早晚会爆发巨大债务危机和通胀危机而变得不可持续，无论什么样的政府上台都很难解决问题。巴西20世纪爆发的多次政治危机（包括军政府上台）不过是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通胀危机的政治表现和执政部门内部意见严重冲突的结果。

譬如1964年巴西军政府在美国支持下上台后，虽然采取政策降低了国际资本流动成本和进出口限制，为1968年至1973年间巴西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并获得过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一度高达13.1％的奇迹；但是由于其耐用品消费驱动的进口替代增长模式没有获得根本改变，结果导致机械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急剧增加。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份额从1960-1962年期间的31％增加到1972年的42.7％，机械设备的比例从29％增加到42.2％。进口总值从13亿美元增加到44亿美元。

对1960-1975十五年期间工业总增加值的各部门比较显示，非耐用品工业，特别是纺织品、食品和饮料的份额进一步减少；机械设备的份额增加，从3.2%增加到10.3%。然而，大多数其余行业的相对份额在此期间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接受华盛顿共识

由于缺乏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庞大轻纺工业来大规模吸收廉价就业人口和为巴西经济输血（创造利润和国内储蓄），巴西经常账户赤字从1973年的17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28亿美元，七年中翻了近八倍。外债从1963年的64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近540亿美元，翻了将近九倍。[12]

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外债达到了难以承受的水平。此外，国际利率的显着上升迅速提高了偿债负担，迫使巴西仅仅为了支付利息而借入更多债务。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靠大量印发货币来饮鸠止渴，缓减偿还不断飙升的债务利息和不断继续借入债务的压力。

因此，1974年至1980年期间巴西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加速的通货膨胀。从1973年的每年22％，到1980年的110％。

这迫使巴西上世纪80-90年代“饥不择食”接受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改革方案。巴西的国际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9年底强行要求巴西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为止。虽然紧缩计划使巴西政府有点余钱能够支付国际债务利息，但却以严重的经济萎缩和进一步通货膨胀加剧为代价――因为财政紧缩政策下的乘数效应，导致内需严重不足，何况偿还国际债务的压力迫使巴西政府发行更多的钞票。比如1985年巴西通胀率达到235％，1988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位数――1038%，1993年又上升到2708%！与此同时，巴西国内名义利率从1980年的46.35%上升到1985年的272.81%，继而在1993年进一步飙升到3488.45%。也就是说，年初借一块钱，年底要还将近3500块！[13]

在这期间巴西没有战争，也没有专制统治，有的是西方的产权保护传统和议会制度，而且在接受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以后巴西还对金融业和国有企业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14]。可惜这一系列“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能够挽救巴西经济，反而使得巴西经济雪上加霜，从此陷入一个似乎永恒的“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最终以国际债务高涨和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萎缩不前的经济而结束；而50-70年代期间在ISI工业化战略下的高增长经济奇迹在80年代以后的30多年中从未再次出现过。无论什么样的政府上台，无论其经济改革政策由多么著名和出色的西方训练回国的经济学家主导，都难以挽救巴西经济——因为最根本的经济发展引擎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摧毁了。[15]

卢拉面临的经济困局

这，或许就是卢拉再次上台后不得不面临的经济困局。他“让每个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的扶贫目标或许能够实现——也衷心祝愿他能够实现，但是阻止巴西“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的趋势，并重启巴西“再工业化”的引擎，恐怕很难。

相比之下中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牢牢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1. 以经济为中心的强有力政治保障；2. 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政策；3. 坚定不移地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提升整个社会的收入和科技水平。因为制造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真正的“大学”，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一个国家的真才实学来自“干中学”，而非远离实践经验的“书斋课堂”。何况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能够转化为制造业和产业技术才能变成生产力，否则只不过是发表在西方杂志上提供给全人类的“公共品”。

因此，恩格斯不仅认为技术对科学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刻意强调：“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遗憾的是，巴西当年为了克服全面进口替代战略下导致的财政困境，在新自由主义蛊惑下进入“去工业化”的通道以后，就越来越远离制造业这个技术创新的源泉和科技发明的大平台了。

这其实不仅是巴西和其它拉美国家的悲剧，也是所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以后的悲剧——乌克兰和俄罗斯从工业化强国沦落为农产品出口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当年的大英帝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因为通过各种务实的、循序渐进的产业政策（包括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牢牢抓住了制造业，才在丛林法则支配的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注释：

[1] 本文引用的数据和历史事件（除特别注明出处之外）主要基于Rex A. Hudson, ed. Brazil: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7（参见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