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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优化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

发布者:校友与发展联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1-09-16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如何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如何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来推动共同富裕——记者就此采访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 我们需要认识到,促进初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性,或者说缩小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分配没有关系,但其实是分配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短期看来,劳动力流动能够给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和潜在的流动人口创造提升收入和就业机会的环境;中长期而言,能通过提升当前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为未来中国形成人力资源大国和橄榄型社会,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打下长期基础。

■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体制机制性的改革,实现让外来人口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要通过顺应城市化进程,推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改革。在人口流入地,如果单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可能一些外来人口在工作地和居住地就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因为教育和医疗都是典型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应改革,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在人口流出地,要顺应人口流出趋势,在人口流出的同时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比如,要重视实现农场的规模化和现代化,重视改善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另外,政府要在人口流出地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个时候,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跟经济发展和共享这两个目标完全一致。

联合时报: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

陆铭: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在全面实现小康后,进一步提高人民福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第二,将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水平,不仅是出于公平的目的,也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绝不是简单地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均分给低收入阶层,更不是否定通过自身努力去获得更高收入,而是重点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合理化,以三次分配为补充,实现更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联合时报:在你看来,当前造成收入差距大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陆铭:当前我们在初次分配环节,存在着以下四个造成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因素:

第一,所有研究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最为主要的来源是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初次分配的问题。这就涉及生产要素市场上,劳动力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来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的问题。随着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当前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化,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一定障碍。

第二,资本的价格,这是生产要素方面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资本价格存在一定的管制和补贴,尤其是利率。尽管经过40多年的改革,当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利率和资本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但是仍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了较为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越是依赖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就越容易形成国民收入分配更倾向于资本所得,而不是劳动所得的现象,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就相应地较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偏好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招商引资方面通过补贴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来鼓励投资的路径依赖,这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是不利的。

第三,资本市场的作用。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如果要通过资本市场去分享资本回报,当前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同时,如果劳动者可以把自己的储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就可以有效分享资本收入,减少劳动收入占比低的影响。但是这个渠道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畅通。比如债券市场(主要指公司债券),目前尚未允许个体直接参与到一级市场中去;比如股市,我们股市的成长性仍需增强,所以通过股市来分享资本收益或许还不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途径。因此,目前居民用来分享资本收益的主要渠道,就是住房市场。但一方面房价比较高;另一方面,越早买房子的人就越是收入相对更高的人,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他们又能够迅速地获得资本回报。几个因素叠加起来,使得一些普通老百姓很难去分享资本回报,而是更多地依赖劳动收入。

第四,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行业性垄断。垄断性的收入,最后也往往体现为相应行业里的资本所得,而不是相应行业的劳动者所得,更不是全体劳动者的所得。

联合时报:从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角度来看,施策的着力重点是在哪个分配环节?

陆铭:不少人关注三次分配环节。三次分配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1994年提出来的,它在实践上对应的就是慈善捐助这样一种基于道德力量产生的再分配效果。

我认为尚不宜夸大三次分配的作用,尤其就当前中国所处的阶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如同我前面所分析的,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我们仍然存在着很多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依靠道德的力量所起到的三次分配,更多的是起补充性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缩小收入差距,重点是要对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进行深化改革,从初次分配开始就形成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环境;再分配领域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让其更加惠及低收入阶层。预计,未来的税制改革也将有利于在再分配领域实现共同富裕和缩小收入差距。

在按要素分配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中国劳动收入占比较低、资本收入占比偏高,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特别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规范。但是,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妖魔化资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创新创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需要更多的人通过创新创业来获得资本收入;资本市场要走向完善,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资本收益;资本的不断积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又能为再分配和共同富裕提供更多资源。没有各类资本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社会就没有活力,共同富裕反而难以实现。

联合时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请问形成这一格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陆铭:形成橄榄型的收入格局,如何实现?我们不妨从产生收入不均的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中寻找答案。

第一个问题,如何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何提高人们挣钱的能力?教育是提高人们挣钱能力的最为根本的因素,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我曾在很多场合多次呼吁我国要进一步普及12年教育,甚至在适当的时候把12年教育变成义务教育。这不仅是要提高高中阶段的入学率,还要防止辍学现象的发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第二个问题,提高了挣钱能力之后,去哪里挣钱?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动能是不一样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有差别,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有差别,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有差别。在客观因素导致的经济发展潜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破除现有的体制障碍、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就是能有效提升人们收入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手段。

当前,提升教育水平和促进劳动力流动,这两个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今天在普及高中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方面,遇到的问题矛盾更突出的主要是农村户籍的孩子。不光是高中阶段的教育,农村地区初中和小学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包括一些技能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都跟城市地区有较大的差别。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和发达地区教育质量也有巨大的差别。

但是由于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许多学龄阶段的农村孩子不能方便地一起流动到他们父母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孩子将来在所受教育水平和质量上,跟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和质量之间就会存在差异。这个群体的数量如此庞大,可能会阻碍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促进初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性,或者说缩小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分配没有关系,但其实是分配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短期看来,劳动力流动能够给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和潜在的流动人口创造提升收入和就业机会的环境;中长期而言,能通过提升当前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为未来中国形成人力资源大国和橄榄型社会,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打下长期基础。

其他有利于改善初次分配的措施,包括前面提到的持续逐渐放开资本市场管制,让普通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分享资本收入的渠道。此外,对于政策性补贴,应该更加着眼于能够创造巨大外部性的行业和企业,比如研发型企业,而不是仅仅补贴能够创造税收的企业,特别是不能补贴那些低效率的僵尸企业。要避免在初次分配环节形成对于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资本所有者有利的状态。

联合时报:在你看来,在缩小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过程中,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否是未来施策重点?

陆铭:在当前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最为重要的就是劳动力逐渐实现自由流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已经说明,人口向着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一定要尊重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

根据最近的研究,我们发现其实人口还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特别是向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地带集中;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会进一步向省会城市和大城市的周围集聚。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经济和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的形势,同时,全国范围之内收入差距已经开始有所缩小,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也在缩小。不仅全国层面这种差距在缩小,我们最近研究发现,一些省份,比如广东、安徽、湖北、四川、河南,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现象:虽然人口在向省会周围地区集中,但是省内不同城市之间人均GDP的差距也在持续缩小。整个中国的未来空间格局,就是沿着“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发展中营造平衡”这样一个格局进行发展。

通过数据分析,乐观地看,如果中国到2035年能够真正实现地区之间人口比较自由流动的话,中国最发达地区人均GDP估计是欠发达地区人均GDP的大约1.5倍。考虑到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生活成本、更高的房价,那么地区之间其实就已经实现了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如果跟发达国家相对应,日本和美国是最有代表性的通过人口自由流动在不同城市之间实现了几乎完全均等的人均GDP这样一种发展状态的国家。这或许可以说明,如果2035年中国能够实现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的话,我们国家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可以下降到今天的日本、美国所呈现的水平。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平衡发展的国家,这就离缩小城乡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更近了。

联合时报:随着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流动性越来越强,人口流入地内部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收入差距。如何实现兼顾经济增长和收入均等的人口流动?

陆铭:社会中尤为重要的再分配机制,就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即明确指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3.7亿。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不拥有当地的户籍,就意味着这部分人群享受的公共服务,与本地城镇居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通过增加总量扩大覆盖面,逐渐把一些常住人口,特别是其中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覆盖范围,并且改善供应的总量、结构和空间布局,这是再分配环节的重要政策举措。

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因现行的一些体制机制而有差别待遇,这种情况不利于实现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对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最为不利。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体制机制性的改革,实现让外来人口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要通过顺应城市化进程,推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改革。

在人口流入地,如果单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可能一些外来人口在工作地和居住地就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因为教育和医疗都是典型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应改革,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在人口流出地,中国近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高,在一些中小城市还有农村会出现人口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客观规律。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简单理解为“把人口留在原地不动”,而是要顺应人口流出趋势,在人口流出的同时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比如,要重视实现农场的规模化和现代化,重视改善旅游业的服务质量。

另外,政府同样要在人口流出地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个时候,共同富裕的目标跟经济发展和共享这两个目标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