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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卿:全民基本收入更大的价值是保护人类的基因多样性

发布者:校友与发展联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1-09-09

初接触到UBI(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是指不论工作、收入、财产等任何条件,政府定期的发放现金给所有人。)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更多会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但实际上UBI不纯粹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会影响到消费。消费本身也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人类能力的发展,实际上这又和生产分不开。

所以,UBI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要把它简单局限为对收入分配的讨论。现在一些经济学对它的讨论,因为过多局限于收入分配上面,实际上对于UBI可能带来的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反而忽视了或低估了。


01. UBI有何不同于传统政府转移支付的功能?

我首先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有了传统的政府转移支付项目以后,UBI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到底在哪里?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五险一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便在乡村,各方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已经跟上。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有UBI?如果在国别意义上我们不需要UBI,那恐怕更谈不上在国际意义上去追求这么一个项目的实施。

事实上,现在不少经济学研究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已有的研究指出了UBI和传统政府转移支付项目的一些明显不同,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府转移支付项目对受益者通常有严格标准。谁有资格获得这些项目的援助有明确规定,养老保险当然只有退休后老年人能够获得,医疗保险保障的是生病的人,失业保障当然只有失业者才能够获得,对儿童的救助家里必须要有孩子,等等。这些标准是显而易见的,而UBI是针对全民的,受益者没有任何这些标准要求。

第二,传统政府转移支付项目的救助通常是事后救助。如你已经失业了才能够获得。而且,救助有一部分是现金形式,但更多是实物或救助券形式。如针对失业家庭发放食品券。UBI不是事后的,不管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是本国公民就可以获得,而且,UBI通常是现金形式且金额比较慷概。

第三,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人而言,传统政府转移支付项目的救助通常带有鼓励其回到就业市场的政策取向。譬如,现在讲的比较多的EITC(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收入所得税抵免),其目的就是,只要你去劳动,回到工作岗位有收入了(在不高过某个收入水平之前),政府就会给你更多的钱,即,会按照你的收入给一笔税收奖励,是一个负税收。但UBI没有这个要求,它是一种无条件的援助,不是看你回不回去工作再决定给不给这笔福利。

在这三个方面,UBI与传统的社会救助转移支付方案有明显差别。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差别理解为仅仅是技术上的。比如,现金发放相比于实物发放,在技术上有它的独特优势,因为受益者得到现金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进行购买,从而优化救助金在不同用途上的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你能够在支出上充分按照偏好来进行,在边际意义上会实现优化支出创造的效应,由此获得最大化福利。甚至不仅是当期优化,还可以跨期优化。有了现金收入,也许我并不选择当期消费,而是储蓄起来,或者把它变成人力资本投资,等未来获得更多收入后再来消费。

不设立受益者标准来发放福利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大幅度减少项目管理的行政成本。一旦设定严苛的受益标准,政府就要去判断申请人到底符不符合标准,是不是合格受益人。看上去好像这很简单,但是信息高度不对称所带来的信息甄别要求,最终付出的行政成本加总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这个成本是一种无谓损耗,它并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福利增进。所以,UBI不预设标准,或者不需要标准,可以大幅度节约成本。

仅仅从技术层面来理解UBI和传统政府转移支付项目的差别,恐怕难以抓住终极意义上我们需要UBI的原因,换句话讲,UBI的独特功能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弄透彻。


02.UBI是为人类整体提供的一份保险

当我们强调人要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收入,然后过一个体面生活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把它强调为是一种应该坚持的理念。其实,这背后有很强的假设,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有些假设可能并不完全成立。

比如,我们强调人的能力发展很重要,但是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能力?是发展根据我所遗传的基因特征体现出来的能力,还是按照当下的市场竞争所要求的、但其实基于我的基因特征并不具有优势的能力呢?如果是后者,那岂不是无论如何我在竞争中都会处于劣势呢?而且,由此我所放弃发展的自身独特能力真的没有价值吗?事实上,这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被劳动所异化吗?!

当下许多有关UBI的讨论,通常会援引罗尔斯的观点,来论证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救助体系和救助机制,需要对社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但这种论证可能无法充分理解UBI的必要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从无知之幕作为逻辑起点推导出正义的两个原则,其逻辑是非常严谨的,但我依然认为,有两个基本问题在罗尔斯的讨论中还不够深入。

第一个问题在于,他的分析落在个体层面。当他分析差别原则时,讲到偶然因素,比如个人身体原因,或者一个暂时不利的外部冲击,使得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需要政府的救助手段。那么,这些救助都是从个体意义来讨论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会生在贫困家庭,还是富裕家庭,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接受教育,当然,也不知道生下来时身体和心智是不是完整的。在这个无知之幕背后,当我们意识到人生中的各种潜在风险,也许每个人都愿意给自己保留一份保险的功能。保险的功能实际交由政府来实施,通过今天的各种转移支付项目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罗尔斯所指的无知之幕背后,人们担忧来到现实世界后可能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显然,罗尔斯是在个体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人类整体的风险问题怎么解决呢?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未来要面对的不确定性或风险问题无疑更加要紧,譬如环境问题。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今天它可不是一个无稽之谈,也不是遥不可及的话题。因为我们看到气候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从去年开始的新冠疫情,给我们整个人类带来了各方面冲击。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人类整体风险这个问题。

个体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可以依靠那些成功者或没有受到冲击者的救助来解决。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存在另一个人类来施加救助,它只能依靠人类自己。怎么靠?我们并不清楚未来会出现什么风险,什么不确定性的灾难事件,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足够多的应对方案。这些方案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能提前把它们都设计出来,而是说,我们需要储备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足够多能力。从今天起,为了给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提供保险,就要尽可能多地保留人类处理危机的各种能力。

人的能力是多样性的,人类本身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多样化能力。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看到,有的人擅长速度型项目,有的人擅长力量型项目,有的人擅长技巧型项目。当然,除了这些与身体相关的运动能力,人类还具备其他能力,比如说心智能力,有的人擅长文学的形象化表达,包括语言和和图形表达,有的人擅长于数理推导。正是这些多样化的能力,才给人类未来解决不确定的灾难与危机提供了足够多的可能方案。

我们知道,今天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能力多样性是建构在基因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我特别想要提出并强调这一点。如果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要解决未来不确定的危机和灾难,需要准备足够多的能力,而这些能力要建基在基因多样性之上。那么,真正意义上,UBI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可以确保我们人类的能力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获得最大可能的维护。

UBI为什么能实现这一点?在我看来,就在于它让不同能力的人,不管你今天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有机会生存下来,直至让表现出不同能力的多样化基因都有机会传承下去。

然后,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罗尔斯讲到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分两个小原则,一个是机会平等,另一个是差别原则。他特别提到,需要差别原则是因为偶然因素会影响个体收入,偶然因素就是短期因素,一种很快会调整变化的因素。一些个人因为受短期的、偶然的因素影响处于社会不利地位,那么,其他人应该帮助他度过短期难关,随后,他依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足够收入并体面生活。

如果导致人们处在不同收入层级、不同生存状态的原因仅仅是偶然且短期的。那么,我们并不需要UBI,既有的各种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所构建的社会保障网络,就足以让人们较好地对抗偶然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就足以确保拥有不同基因和能力的人们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并且通过代际传承将多样化的能力和基因保留在人类社会中。

但实际上,偶然因素也许并不是短期因素,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某些偶然因素对人类进化或者说人类演化产生了长期影响,导致具有某类基因及对应能力的人会长期处于社会竞争,尤其是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

譬如,有些民族在狩猎过程中演化出来的长跑能力(必然有对应的基因),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会显得作用不大;太平洋上的人群演化出利用星座辨别方向并在大海中长时间航行的能力,到了人类发明罗盘甚至有了GPS定位系统以后,同样急剧地失去其经济社会价值。如果没有相应的救助机制,也许在这些民族没有演化出适应新时代的能力之前,就已经在竞争中走向灭绝。但是,谁又能肯定他们曾经拥有的能力对于人类处理未来的不确定性灾难毫无价值?

回到个体层面,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不去努力工作,也并不是其工作能力对于人类社会没有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在今天,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下,他的行为或创造性活动不能由市场机制来给出足够合理的定价。

譬如,你具有画抽象画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目前大家认为不重要,没有人给你足够高的出价。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定价,从事这种画画劳动就得不到足够多的收入,让你过一个相对好的生活,甚至无法解决基本温饱和生存问题,无法结婚生孩子。长期而言,这种基因和能力就会湮灭于人类社会。但是,我们不清楚,未来会不会因为什么突发事件,或者说什么社会变化,这种抽象作画能力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如果没有像UBI这样的方案来确保最大可能的多数人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给他们一个有发展能力的机会,从长期来讲,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和能力的多样性是很难维持的。如果这一逻辑分析有道理,我们就会意识到,假如人类将来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灾难,是我们今天占优势的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和克服的,那么,我们甚至还没有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人类的灭顶之灾就已经降临。

一句话总结,我认为UBI是给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确保能力和基因的多样性,由此创造了选择权价值,从而为解决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供了多样化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重要性被他本人低估了。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它是能够超越罗尔斯在他的著作中所强调的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03.UBI会影响工作和生育意愿吗?

有很多人反对UBI,是因为担心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利影响。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社会救助方案,特别是像EITC,是要鼓励大家去就业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只有帮助他回到了就业岗位,参与了劳动,才是为社会做了贡献。所以他们担心,假如无原则地给人发钱,当然从经济学的理论是很好推导的,那么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在集约边际上,可能都会减少劳动的供给。就是说,可能会有更少的人愿意去劳动了,因为原来不劳动没有办法生存,现在有了UBI的确会让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当然也会让一部分人减少他的劳动强度或者说劳动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担忧,也构成了对UBI方案的一个反对声音,但是,实际上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澄清。

第一,从经验角度来讲,在现有的试行过UBI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发现UBI存在显著减少社会劳动总供给的实际效果,当然,的确没有看到UBI会促进就业的效果——这从理论上也推导不出来。所以,要理解UBI对就业更加复杂的影响可能需要更好的理论框架,但至少实证结果可以部分打消前面所说的担忧。

第二,即便是因为有了UBI的支持,有些人减少某些类型劳动,这件事情未必不是好事。有些劳动就是纯粹的机械作业,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外卖小哥,他们每天奔波在街上,脑子里面就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东西送达客人,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这件事情,对于个人技能的提高有太大的帮助吗?除了学会更好地闯红灯,似乎也没有更多能力的改进。还有很多流水线上的作业,对于人的能力的长期开发同样没有增值作用,仅仅是体力的消耗而已。

那么,这类劳动被放弃掉,人们转向去做一些可以更好提升自我能力的工作,也许那个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太高。过去,人们担心转来做这件工作收入会下降,就不敢调整;现在政府提供了基本收入保障,就敢于作出调整。

总之,要意识到,UBI对于劳动力供给的短期影响,我们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因为经验上目前没有明显发现理论推导的那种不利后果。即便存在一些劳动岗位的结构性变化,或者说就业方式变化,它也是有利于发展、发挥人类能力多样性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针对非洲、美国阿拉斯加,还是印度的一些试验所做的经济学经验研究,都发现在类似UBI项目实施后,贫困家庭的儿童得到了更好的学业和能力发展,产生了合意的代际作用。另外,人们的创业意愿有了显著提高。这两点都会带来深远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

首先,家庭会多生一些孩子并提供更好的儿童发展机会。中国现在也开始强调要多生育。我不是一个多生育的主张者,我认为,生育是一种自由权利,应该鼓励大家去行使这个权利,或者说让大家有条件去行使这个权利。同时,生育不单单是权利,也是责任。因为不生育就意味着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减少,对于人类未来风险解决方案而言,就丧失了一种可能性。

当然,并不是说是责任或者是权利就意味着要多生孩子,我没有这个观点。我只是认为,如果UBI的确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生育,并且给后代提供更好地发展各方面能力的机会,儿童的发展确实会比今天显得更加公平而普遍。

经济学研究还发现,如果没有后顾之忧,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创业活动。其中当然很大一部分是商业性创业,但是也不局限于商业创业,还有很多其他类型创业,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社会事业的创业。有人愿意去做公益事业,去尝试一种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通过组建一个志愿者组织,组建一个非营利组织去尝试解决某个社会问题。

总之,按照已有的经济学初步研究,一旦有了基本收入,人们尝试发挥不同能力的条件会更具备。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有的从事商业创业,有的从事社会创业,有的从事文化创业,从各个角度充分彰显自身能力对于社会的价值。任何创业都可能失败,但是失败者不会因此掉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成功当然是可喜的,但不能说今天成功者的能力,就一定是未来人类社会解决风险问题所需要的能力。

因此,UBI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后果,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对于整个人类未来长期发展不可忽视的意义。


04.UBI的财务可行性与政治可行性

UBI既然能够使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彰显,也能让人类基因和能力多样性得到延续,我们要怎么去实现它呢?一些人反对这个方案的原因,就是觉得UBI在财务上没有可行性,或者说,即便具有财务可行性,但是政治上依然没有可行性。因为财务上可行也会带来社会收入再分配效应,而涉及到再分配就是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需要通过政治议程去解决,而这个过程很可能没有办法走得过去。

UBI里面的U是universal,是全面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的全民,而是全球意义上的全民,不分国家、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个体普遍性获得的一种基本收入。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个全球大同的方案呢?我认为,目前可能还为时尚早。

也许,我们需要先在国别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案,每一个国家先基于本国条件找到合理可行方案,在各国充分实行本国方案后,再提炼总结经验教训并生成国际化方案。相比于一上来就寻求一个完整完善的世界性解决方案,这一考虑可能显得更加务实。

即便在国别意义上寻求UBI的实施,我本人也有两个初步判断。

第一个判断,当前发达国家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实施UBI的条件来得更成熟。发达国家更早进入到相对丰裕社会,考虑到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实力,高人均收入水平使得它具备更好的财务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政府的财政攫取能力,要达到UBI所需要的财务条件都会更困难。这种税收技术,还有国家资源攫取能力上的束缚,都可能导致它们暂时在财务上达不到UBI的要求。

很多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可能还不能够马上实施UBI,会更加强调去实施传统的社会保障方案,在解决不了全民基本收入的背景之下,优先解决儿童的失学问题或养老问题。有经济学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财务力量有限的时候,选择解决个别方向的社会保障,比一上来就实施UBI,会导致福利水平更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倒并不主张发展中国家马上就要着手考虑去建立UBI,还是要跟现实的条件和能力去挂钩。

第二个判断涉及中国,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情形时,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条件来推行UBI?虽然这些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经济成长,也提供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足够财务资源,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作为一个还没有完全步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是不是中国就没有条件来做这件事?我认为,相比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施UBI上具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中国有巨大的国有资本存量。

2019年,中国国有资本权益总额大概是65万亿人民币,我们假设按照5%的收益率来算,每一年大概有3.3万亿元的利润收益。这一块收益我们可以考虑拿它作为UBI的一个资金来源。因为这一笔收入严格意义上说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企业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全民所有制企业,我们每一个国民作为股东,都平等地拥有一份国有资本,所有全民都是股东,股东就应该享受分红,我个人认为,拿国有资本收益给全体国民分红,就可以形成我们今天讨论的UBI的资金来源。不过每年只有3.3万亿,平摊下来,一个人一年大约才拿2400块钱,2400块钱是不是可以解决基本的温饱?有些地方也许可以,但是更多地方并不够的。不管怎么说,因为有这一块巨大的国有资本收益蛋糕,它使得中国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实施UBI的财务可行性大大提升了。

除了国有资本,中国还可以考虑可以为UBI提供资金的共性税源,包括开征资源税,因为资源是大自然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理应平等地归属每个人。还可以开征碳税,现在为了缓解过多碳排放,以免对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各国都在考虑征收碳税,其收入作为UBI资金来源也是正当的。当然,还有土地等不动产的征税。经济学长期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税就是财产税,尤其是地产税,因为它的经济扭曲最小。中国现在房地产税还没有开征,如果开征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UBI?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

UBI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个别国家走向世界,变成一个真正具有universal意义上的基本收入,我们现在也不妨加以思想设计,虽然不能想象马上就把它变为现实。

我们今天一些的反贫困国际机构,譬如世界银行是承担这个职能的机构,还有其他一些全球经济协调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内部一些机构,以及确保人类基本权利的国际人权组织,这些机构的功能可以被整合形成某个新的全球机构或组织,来承担实施UBI功能。理论上,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

这种设计最大的难题在于,今天的人类社会,国际舞台的基本单位依然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要克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或者满足相互的差异化需求,还是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我们很难想象,能够马上建立这样一个超主权机构或者机制,来协调全球不同国家对于UBI的需求。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起一种全球税收机制。有没有可能设置一种在全球意义上征收的税种?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资源和土地上面。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虽然今天每个个人都生活在某个具有地理位置的国家,但是,如果真要考虑这一超越主权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地球是我们全人类的,地球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应该要让全世界的人类共享。那么,资源税和土地税的征收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当前,我不太主张对资本进行征税,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对资本征税,而是技术层面目前还存在诸多难题。不管是对数字资产或者说其他资本进行征税,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建立全球资本税协调机制。否则,资本一定会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流动。作为一个极易流动的不稳定税收来源,只要某一个国家征收的税率高了,资本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呼吁要建立全球资本税协调机制。如果能够实现,这同样为UBI在全球落地提高了财务可行性。


05.余论:它能扭转人的异化吗?

最后,我想提及两位经济学家和他们的两句话。

第一句来自阿马蒂亚·森,他是印度裔英国经济学家,也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有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在这本书里面,他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免受生存之忧,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真正自由地选择那些最有利于自己能力发展的选项,而自由地发展每个人的能力才会真正导致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权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或者说,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所需要的一种发展。

“以自由看待发展”,并不只为发展某些人的能力而需要自由,而是让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发展,那么,就要有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条件。这种自由选择的条件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除了已有的政府给我们创造的条件之外,解决生存之忧——UBI可能带来的这个结果——恐怕也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句话是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谓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就是整个人类全体,如果人类全体要自由地发展、要延续下去,就要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挑战、灾难、危机和不确定性,它要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讲,马克思的这句话,你也不妨把它理解为:只有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够给人类的自由发展提供足够多的解决方案和能力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说,我是一个UBI的倡导者。但是,回到现实世界,在实践上,作为经济学家我还是主张要在约束条件下去找出可能实现UBI的具体机制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