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党组织：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背景下，我结合自身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关于疫情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了一定的思考，特此向党组织汇报。

     2020年开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举国上下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积极传递战“疫”必胜决心和正能量，众志成城打赢这场关于城市病的战“疫”！城市因人而生，也因人而“病”，未来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是否会因“疫”情而变？此处我结合近段时间微信上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人口规模和“疫” 情问题给出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在讨论城市发展之前，首先介绍城市经济学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理论知识：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城市能长多大，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少选择在这个城市里居住和工作。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构成了大的城市体系，因为不同城市之间相互关联，并非独立存在。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称为“中心城市”，周围关联的中小城市则与中心城市一起构成“城市群”，周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被称之为“外围城市”，从而形成了“中心-外围”模式。

为什么外围城市也存在一些人口，而没有全部集聚到中心城市呢？因为外围地区有自己无法被取代的产品和服务，比如说，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不论经济如何发展，都需要一些人口从事这些产品和服务生产，从而在当地集聚人口。而这些人口又带来了相应的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对这些需求，如果运输成本很低且可贸易运输，那么就不需要在当地生产，可以在其他更有效率的地方生产，然后再运输到本地出售。反过来说，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运输成本很高，同时也不需要去享受中心地区的规模经济的话，就会在外围地区生产。

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蔓延，不少人认为此次疫情发展的这么严重是由于人口规模所导致。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不论大小城市抑或农村都是新冠状病毒肆虐的可选择的地方，疫情发展的迅速的根本并不是由于人口规模所致，更多的是对信息的不透明和某些行政部门的傲慢和无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就给我们敲响了这面警钟。

虽然现有关于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研究，从来没有否认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疾病传播以及其他可能的负外部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和科技的作用之下，这种关系是可以被极大的削弱。比如高铁的开通，不能由于管理不当出了事故，就认为开通高铁不好。因为速度快了，出事故的概率会提高，但是现代科技和管理能把这种关系降低。疾病传播的确跟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有关系，在人口密度高的场合，疾病更容易传播。在这次疫情当中，各地所采取得切断人流、物流等措施，是希望大家不要到人员密集的场所去，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总体的人口密度造成疾病传播，因为在小城市和农村也有人员密集的场所，也容易散播病毒。比如，我所居住的镇，虽然并不算高人口密度地区，但是过年走家串门的习俗浓厚。为了更好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从1月24日到2月23日，每天都有政府工作人员开着播放大喇叭的车，绕着镇上的每条村道播放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这个春节，我承诺！》，提醒居民这个春节不要扎堆、不要串门、不要走亲戚等。

虽然大、小城市都是疫情肆虐的可选择地方，但是大城市由于在公共卫生和管理体制的完善，对防疫工作的宣传更科学和应对更迅速等。因此，在疾病的研究、治疗和预防上，人口规模甚至有正面作用。例如，截止2020年2月23日，上海市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出院率高达74%，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再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间有千千万万的最美“逆行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等大城市的优秀一线医护人员纷纷集结向武汉发出支援，正是因为他们在一线城市所练就的一身好本领，才能帮助全国和湖北人民更好、更快的克服疾病。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成和投入使用，离不开我们前期依赖于人口规模和市场而研发出来的基建技术、5G技术和物流运输技术等。另一方面，除湖北武汉外，病死率较高的天门市和人均发病率较高的部分城市均是人口密度不高的非大城市，这些地方医疗条件较差、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紧缺，在平时状态下，他们也缺乏很好的应对突发疾病事件的临床经验。

交大安泰EMBA课程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2020年2月20日，做客首期“安泰视界”，分享战“疫”前后的城市变化，共探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城市病”以及城市未来该向何处去时表示：“降低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不能有效防止疫情产生和传播，不应该用疫情来为反对城市化和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背书。疫情不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本次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暴露了我国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偏重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短板。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补齐短板，甚至会强化。”我认同陆教授关于此次“疫”情并不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的观点。

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会希望消费更多、更好和更多样性的服务，但是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产品大多不能运输、不可储藏，人性驱使会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动大城市发展、大城市内部人口往中心城区集中）来满足其对服务的需求。现有的经济规律也表明，大城市中服务业占GDP比重始终高于非大城市，特大城市又远远领先于一般大城市。当然，居住在大城市并不是只有好处而没有成本的，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居住和生活等成本更高。因此，只要在公开信息里让人们意识到大城市生活的各种成本，包括风险，每一个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最优化决策。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人口的自由流动决定的，如果大城市的成本和风险高到个体无法承受，他就不会去。

此次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汉是九省通衢，“疫”情第一阶段的防散播工作起步较晚，又赶上春节期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是户籍制度导致的亿万家庭分居，造就了今天人口流动规模巨大的“春运”，也为加剧疾病传播提供了窗口。因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量减少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跨地区人口流动。

疾病的传播跟人口流动、人口密度是有关系，但不能把这件事上升到反对城市发展、反对城市人口聚集的地步。短期内，举国体制阻断人流和物流有效地防止了疫情快速传播，但是，随着新增病例的逐步减少，疫情开始出现拐点，如果继续不计代价阻断人流物流，企业生产、合同履约、百姓（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等）的生活、就业和收入都会受到冲击。近几日，随着湖北以外的其他地区新增确诊人数的连续下降和出院康复人数的增加，各地纷纷出台为企业减负的政策、部分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出台招人返工政策和部分地方的企业开工率恢复到60%-80%的水平等就说明了疾病传播并不会完全改变城市的发展模式。即使存在人口规模和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在发展政策上需要通过人为干预去限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因此，应该做好信息公开透明，由市场机制决定城市规模的大小和城市发展路径，想要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违背市场规律，强制规定城市规模的大小往往不能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

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是技术（包括管理技术），每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多大，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事先判断什么是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政策制定者能做的是把技术和管理不断改进，然后在技术和管理给定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决定了企业和个人的选址，然后决定城市人口规模。在这次“疫”情中也暴露出了医院、学校、公共卫生体系不足的“短板”，受“疫”严重的绝大多数湖北城市，都出现患者一床难求的困境。城市是规模也是密度，城市的规模和密度是为了创新，为了信息的产生和传播，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我们要‘补短板’，势必要加快这些方面的建设，这样才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更好的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政府才能切切实实的做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此致

敬礼

汇报人：钟粤俊

2020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