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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我院举行

发布者:中国发展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7-11-08

2017年第三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于11月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本次会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主持。“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是由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的一个活动,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由沪上知名经济学家给中国及上海经济的运行把脉并作一些评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包括上海社科院的权衡,复旦大学的殷醒民和姚志勇,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宪、潘英丽、吴冲锋、黄少卿和施浩,上海财经大学的巫厚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李辉文,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洪和倪颖越等十多位沪上知名经济学人。本次会议获得了解放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报等媒体的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选题。2017年第三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本来应该是在10月份开,我们推迟到十九大结束后。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内容是讲经济的,其标题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中现代化经济体系分为六个小部分来写的,其中第五个小部分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金融改革也是放在这个部分。陈宪教授评论说,蛮有意思的是报告中对关于产业体系的概括。产业体系原来就是从产业内容的角度来讲的,比如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内容等。十九大报告中这次是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这四个方面协同发展概括产业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首先作会议主题发言,她的报告题目是“认清形势、回归本源、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潘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从金融资源错配说起,澄清了几个概念和认知上的误区;其次分析了错配在体制上的原因,最后讨论怎么深化改革,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

对十九大报告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的理解,潘老师认为,其实三个领域的改革是最重要的:第一块是国企改革;第二块是金融改革;第三块是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三块又是相互依赖的。她强调,实际上金融资源错配是指金融资源更多被国有企业占用,然后政府财政又不太愿意自己负债,所以基本上就把金融作为财政来使用,变成“第二财政”。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城商行,地区的商业银行,地方政府作为这些银行的大股东,地方传来的消息它们就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大。十九大报告对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一个框架或者大的方向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按周小川的说法,汇率不是现在关心的重点,资本账户开放还没有到最好的时机,所以潘教授指出,这两个基本上暂时不考虑,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守住那个底线,这是比较重要的。

潘教授认为,金融资源错配可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在民企、国企与央企间的错配;第二是东中西部地区间的错配;第三是产业间的错配,这三种资源错配导致低效率和高风险。因为在传统产业中存在国家信用支持的过度投资,导致高负债与产能过剩,所以传统金融和传统产业之间目前陷入恶性循环。而资本市场由于信用缺失、信息真实性等问题引起阻隔和错配。过去这个融资渠道70%以上的IPO是国企,所以它的效益也很差。

对于金融存在的几个理论与认识误区,潘教授强调,首先只有认识到资金的本质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假如金融资源的配置没有实现市场化,否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句空话。金融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回顾本源,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的储蓄就相当于农民的余粮,它转化为投资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养猪、养鸡或者是多生孩子就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现在需要金融,是因为现代复杂的分工体系,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就使得家庭丧失了投资的功能,家庭没有办法做投资,所以这时候私人储蓄一定要通过金融中介转移出去形成生产性资本。潘教授认为,利息的时间价值与广义利息起源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即:金融通过把社会稀缺资源从低效率用途转移到高效率用途,在资源总量不变情况下,使增量财富在高效率的产业和企业中创造出来。潘教授指出,金融业获取收益与利润的合法性基础是金融业通过中介服务使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优化。金融业核心作用在于引领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潘老师强调,金融GDP并不是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事实上金融GDP是社会成本。潘教授指出,从价值判断上看金融,负面的是成为财富再分配工具;正面的是促进财富创造与社会福利的增进。那么,纯粹金融交易意义何在?首先,纯粹金融交易是创造流动性,流动性本身是有价值的;第二,通过金融资产的转手,它有利于分散风险,帮助高新产业与轻资产行业融资;第三,在要素自由流动下,套利使得价格走向均衡,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在市场准入限制的情况下,或者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财富的逆向再分配。

关于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潘教授指出,第一,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第二,造成持续的社会资源耗散与贫富分化;第三,使得资本外流压力大,金融脆弱性要求资本管制;第四,形成财富幻觉,使得代际之间不可持续,社保难以为继。另外就是小富不安,房产贬值,金融投资亏损。

潘教授简要分析了金融扭曲与错配的体制原因。她认为,第一、银行与股市的功能财政化;第二,股份制改革失败案例表明垄断行业“混改”构成利益输送;第三,市场准入未能推进,法治与市场信用制度未能确立。第四,政府立场与职能扭曲,这保护了落后。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但未能保护最终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其结果是国家信用担保未能退出;金融资源财政化使用;民间网络金融也存在错配与欺诈。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潘教授指出,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用好储蓄和存量资本,将人口红利有效转化为未来的生产能力。因此,她认为,作为一般举措,金融首先应该解决为谁服务的对象问题。她强调,第一,应做大做强有效率企业组织,具体包括:健全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引入遗产税,承认合法性,避免投机;严惩欺诈,维护信息的真实与充分性,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消除行政垄断,防范商业垄断,促进优胜劣汰,为好企业腾出空间等。第二,应拓宽产业投资渠道,扩大市场准入。未来消费服务业有很大的空间,但是现在主要有三个瓶颈:第一个是准入的限制;第二个是责任界定机制现在缺失;第三个是需要培训大量有技能和职业操守的服务劳动者。第三,应加快大数据在消费金融中的运用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共享征信系统个人信用数据。关于股票市场,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潘教授强调,其很早就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案。一个中心就是政府立场的转变,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到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防范商业欺诈。两个基本点,第一个是发行放宽,实施发行注册制;第二个是修改破产法,引入集体诉讼制,有没有可能在上海和深圳建立全国金融专业法院。

在谈到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时,潘教授指出,首先,上海未来的机会还是有很多,未来五到十年对上海金融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是组织保证,上海市委书记从浙江产生,又在江苏担任过一把手,最后来到上海,这体现了中央对于长三角整合一体化发展的一个制度安排。第二是北京和上海错位发展,北京变成文化和政治中心,不跟上海争金融中心了。第三,作为自由港,上海要替代新加坡。第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只有资本市场在空间上才是集聚的,银行保险都是分散的。第五,高端人才在机场待一天半天的太辛苦,出差时间成本极高,应加快高端人才集聚。其次,关于一带一路,上海应加快建设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务市场和健全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这可与香港联手。再次,上海要强化创投、私募投资机构与财富管理中心地位。第四,应加快大数据与区块链运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第五,应强化投资咨询、国别研究、猎头等各类社会中介服务业发展。第六,应发展高端文化健康产业和私人管家、教育培训、CBD住宅租赁业等为高端人才服务的行业。例如美国服务消费占比70%,上海至少应在60%。

上海财经大学巫厚玮助理教授认为,当前银行间利率中枢上移,这在新调整的过渡期中有一个提质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用一个比较市场化的手段去芜存菁。在汇率方面,她指出,当前美元指数走弱的同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在走弱,这对中国是非常好的契机。接着,她回顾了2015-16年中国的资本外流和2017年上半年外汇储备企稳的一些情况。她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美周期的不同,中美的货币政策周期不同带给中国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2017年初到现在,两国政策周期已经进入到同步,这对于汇率的支撑在近期或者未来的一年内均是一个很好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