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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卿:平台经济时代“赢家通吃”屡见不鲜,网络经济反垄断机制仍有空白

发布者:校友与公关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9-04-03

在平台经济时期,平台型的大公司往往更有可能形成市场的垄断力量。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平台被更多的消费者使用,就会导致其他消费者也愿意到这个平台上来,这就是所谓的网络的单边正外部性效应。如果这个平台上的消费者越多,还会导致更多的生产者在这个平台上,这就是网络的交叉正外部性效应。

网约车便是如此:“当更多消费者愿意使用某叫车app时,那么司机也愿意使用该APP,因为更多的司机和更多的乘客可以实现更有效率的匹配,这正是互联网技术改进城市交通的巨大促进作用。”黄少卿教授对这点充分肯定。

面对先天存在“不足”的互联网行业,政府应该如何实施反垄断,增强市场竞争秩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

21世纪经济报道:互联网时代,如何定义平台的垄断行为?

黄少卿:有这样的网络正外部性的存在,它就使得某一个行业的平台公司更有可能最终形成赢家通吃现象。有了微信这个平台以后,其他平台公司要想在这个领域做大会非常困难。互联网的这个赢家通吃特征是内生于它技术特征的。

赢家通吃,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充分地实现了网络的正外部性。技术意义上它对社会是好的,并不表示在另外一个方面,赢家通吃的那个平台公司一定不会去做垄断的事情。既然只有一家企业,它就有条件搞垄断定价,不管是对司机在抽成,还是对消费者的歧视性定价,都是剥削性滥用。

譬如,你用某个打车平台越多,它对你的信息掌握越充分,就越能够识别你是一个什么类别的消费者,由此给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定价,这就是歧视性定价,就是杀熟。通过价格歧视,平台就可以把消费者剩余转移到自己手上。反垄断监管当局就应该对这种剥削性滥用行为进行打击。

此外,平台公司通过对交易双方(如网约车市场的乘客和司机)的补贴,瓦解竞争对手的网络正外性效应,从而达到阻止对方进入市场的行为,属于妨碍行滥用的垄断行为,同样需要关注。去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的补贴大战就有这种嫌疑。

21世纪经济报道:市场份额是否可以作为反垄断的依据?

黄少卿:滴滴和Uber的合并被高度关注,那个时候商务部的发言人就提出来这个合并需要向反垄断部门进行申报,由反垄断部门进行审查。因为两家合并的交易额很高,而且,合并导致的市场集中使得滴滴在网约车市场占有率超过90%,这个是应该要进行审查的。

当然,有人认为市场份额不重要,因为反垄断针对的不是这个企业拥有多少市场份额,而在于它是不是真正实施了垄断性行为,即基于垄断采取了对使用者和竞争对手不利的行为。现在反垄断在原则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改进,不会简单地说因为企业市场占有份额高,就要对它采取反垄断措施。但是市场份额很重要,因为当一家企业把90%的市场份额都占掉了以后,剩下的份额可能让它的竞争对手企业没有办法实现规模经济,竞争对手的定价本身也就无法作为判断该企业是否采取了垄断定价的参照。另外,由于不少行业尤其是平台型行业都存在高额固定成本,并不是可竞争市场,因此,潜在的市场进入者未必构成对在位垄断企业的威胁。所以,对市场份额的监控,在反垄断的理论和研究当中,依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重要的,而不能说市场份额就是个无所谓的事情。当然,市场份额并不是反垄断的唯一依据。

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平台经济,政府应该如何实施反垄断,增强市场竞争秩序?

黄少卿:在平台经济时代,企业的实践在学理和实践层面都给反垄断提出了巨大挑战。当前,反垄断的学理研究要加强。我觉得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得不够。美国、欧洲的大学和政策界,甚至一些互联网大公司,都有很多研究人员在开展很有深度的探讨。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政府的监管部门,都应该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譬如,基于前面所说的“赢家通吃”现象,互联网平台产生了一个新特征,就是它已成为交易的“基础设施”,从而拥有了对交易双方的“市场准入权”。对这种“准入权”的滥用,可能是平台公司垄断行为的新形式。总之,平台经济时代的垄断界定问题,学理上要把它先搞清楚。从美国和欧盟的经验来看,对平台型公司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在必要时进行反垄断调查,是有利于信息技术进步的。

对于数据公司的反垄断等监管问题,从欧盟颁布的GDPR来看,其政策取向也是从紧的,这都是具有以研究为基础的立法,而且已经付诸于执法实践。中国在相关立法和执法上要跟进,首先要在研究上取得成果。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过于缺乏,导致目前存在立法和执法上的困境。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英旭,实习周玲 上海报道